读泥文小说《尘光》有感：从坚硬的世界里凿出一道光
最早认识泥文，是从一首名为《桐麻园，我的村庄》的诗歌开始，我从“你身体瘦削，四肢疲软……”这段文字里，读出了一个想要走出家乡、有所作为的农民儿子的心声。
第一次见到泥文，是在陈泰湧组织的某次文学公开课上。他戴着一顶鸭舌帽，坐在最角落里，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后来通过他的文字了解到，他不仅诗歌写得好，小说、散文、文艺评论同样写得很出彩。
长篇小说《尘光》是泥文的新作，小说主要讲述了农民工傅路娃因为打晕童伴吴春，在吴春生死未知且惧怕吴春父亲“收拾”他的情况下，几经辗转，从家乡逃跑到申城，在贵人“王福生”的引荐下，来到拆迁工地上拆房子。从建筑工人到带班、包工头，到承包二手工程的老板，再到自己承包工程的老板，傅路娃先后遭遇了吴春在高空作业时从高处摔落不幸身亡，父亲因老家房子年久失修、墙壁坍塌砸中头部后无钱及时医治而身亡，外甥苟飞指使社会混混儿刺伤自己等重大的人生经历后，仍初心不改，将赚到的钱投于家乡建设，修公路、搞民宿、种植药材。温暖的人性光辉，也在这一刻，被傅路娃从冰冷的钢筋丛林里凿出来，洒在贫瘠的“抱村”的土地上。
小说语言至简至朴，读来一切是那样自然、平易、纯净。故事情节紧凑，富有张力，每一个转折都让人意想不到却又合情合理。作者通过细腻的笔触，将主人公的心理变化展现得淋漓尽致。文首采用倒叙手法，引人入胜，在铺陈故事的起承转合中，大量巧设“曲折”情节，让主人公的成长历程，像一曲悲壮激越的《命运交响曲》。作品中的人物姓名往往体现了作者的匠心。主人公的名字傅路娃，谐音福禄娃，又音同葫芦娃。在人们记忆中，葫芦娃们不仅拥有超凡的能力，还象征着勇敢、团结和正义。这些美德，在傅路娃身上，都能看到。俗话说，“心苦开智慧，身苦得福禄”，小说最后，傅路娃也的确收获了幸福与财富。
小说的故事背景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申城开始大规模扩建，旧房改造、房屋动迁，上海迎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机遇期，突然出现的用工潮，刺激着农民工不断涌向城市。吃苦耐劳、敢闯敢拼的开州人，是上海拆房业的主力军。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作者通过主人公傅路娃的生活经历，展现出社会底层人的情感与伤痛，反映了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对打工人生活的深刻洞察，以及同情和赞美之情。
《尘光》虽是一本小说，却详实记录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上海治安情况，拆房业的各种现象和问题，以及当地人与外来务工人员之间的一些矛盾。作者以傅路娃的视角，用生动的笔触勾勒出了打工人的生活状态和内心世界，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譬如，外来务工人员因列为“三无人员”而被治安队抓去遣送；公交车司机将外地人的手臂撞骨折了，还能理直气壮地骂对方；偷盗电缆电线会被拘留，会坐牢，仍然无法遏制那些工人对钱的欲望，拆房是高危行业，摔伤、摔死的事故时常在工地上发生。如果没有深厚的生活积淀，没有至真至诚的思想感情，作者很难把这些生活片段照实描绘。
书里有些故事情节看似荒诞可笑，却又那样地真实可叹。例如，傅路娃买无证自行车最后被卖家坑进派出所遭拘留的“人生奇遇”。傅路娃推着刚刚买的自行车，迎面遇上查办自行车的人，说按照政策规定，自行车没有上牌照，没有行驶证，不准上路，要查收。傅路娃努力地想要证明自行车是“买的不是偷的”，却无能为力。傅路娃就是一个现代版的“骆驼祥子”，仿佛有走不完的霉运。他当带班时，一个工人从高空摔下来摔死了，死者家属仇恨他，老板怨恨他；好不容易当回包工头，工人工资又拿不到；后来有机会自己做工程，又遭外甥算计，被社会上的混混儿刺伤，差点“就伤到肠子”，以致给身体留下后遗症。有人说，任何看似荒诞的事情背后，都有它最真切的原因。如果你觉得它荒诞，那很可能是因为你不理解它，未曾真正地走近它。这就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民工在城市中的边缘状态，除了经济上的拮据，命运也总爱“刁难”他们。他们想在坚硬的世界里，凿出希望的光，不知要从岁月的尘烟中咀嚼出几多的沧桑。
作者在进行创作时，将大量的笔墨用在了傅路娃进城务工后的生存状态上，在书写爱情这条线时，则要简化许多。“毛橘子”是傅路娃青梅竹马的同村玩伴，她读书不多，性情率真，一直爱着傅路娃。傅路娃不爱毛橘子，面对毛橘子的爱慕及纠缠，他的态度并不明朗，只是在心里将她定义为恩人。因为始终坚守着农民式的淳朴和善意，对待爱情，傅路娃显得优柔寡断、不自信。所以，当后来遇见自己心中所爱“常欣”，傅路娃并没有勇气去展开热烈的追求，以致“苟飞”颇有心机地介入其中，让这段爱情走向扑朔迷离。即便兀自沉浸在误会的阴霾中，黯然神伤，傅路娃也只能等着对方冲破世俗的阻挠，主动来找他。“常欣”是拆迁办主任“常维”的女儿，是照进傅路娃灰暗生活里的一道光，她将他从打工的洪流里解救出来，给了他家庭和财富。与其说是老天的垂怜，不如说是作者从坚硬的成人世界凿出的一道光，献给“邪不能胜正”的故事结局。
在快速发展的钢筋森林里，拆迁工地犹如一片原始森林。人的欲望，也随着对森林的开垦而不断增长。农民工傅路娃，虽然为人谦逊，不卑不亢，“遇事不怕事，遇到强硬的他会顶上”，但他对利益关系“不善钻营，只凭一腔实诚的热情干事”的性格，在那个特定的环境下，如果没有裙带关系的照顾，实则很难赚到“大钱”。而真正能够成为千万富翁的，恰恰是“王福生”这样的人，他们对事业和财富有极大的野心。他们在被骗后，“近百万的投资落入水里”后，便不再轻信他人，一旦有机会让他东山再起，他们定会像“苟光”那样欲壑难填、不择手段，直到资产上千万上亿时，或许会记得反哺家乡。
小说的封面有这样一段文字，“爱这人间，得拥有足够的旷野，盛装十分之一的蜜，十分之九的辛酸与跋涉。”读完全书，你会发现，这段文字正是作者的寓意和思想内涵。
如果不是作者以文人的悲悯情怀，给予傅路娃艺术化的“关照”，以上海人的精明，没有互换资源的等量筹码，这个“倒霉蛋”鲜有机会娶到“拆迁办主任”的女儿，从现实世界里获取一笔巨大财富来反哺家乡，饱尝生活的“蜜”。作者好似马良，以《尘光》为笔，借傅路娃的“手”，为自己“身体瘦削”的村庄，神奇地画了一道乡村建设的“曙光”。（作者系开州区作家协会会员）
第一次见到泥文，是在陈泰湧组织的某次文学公开课上。他戴着一顶鸭舌帽，坐在最角落里，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后来通过他的文字了解到，他不仅诗歌写得好，小说、散文、文艺评论同样写得很出彩。
长篇小说《尘光》是泥文的新作，小说主要讲述了农民工傅路娃因为打晕童伴吴春，在吴春生死未知且惧怕吴春父亲“收拾”他的情况下，几经辗转，从家乡逃跑到申城，在贵人“王福生”的引荐下，来到拆迁工地上拆房子。从建筑工人到带班、包工头，到承包二手工程的老板，再到自己承包工程的老板，傅路娃先后遭遇了吴春在高空作业时从高处摔落不幸身亡，父亲因老家房子年久失修、墙壁坍塌砸中头部后无钱及时医治而身亡，外甥苟飞指使社会混混儿刺伤自己等重大的人生经历后，仍初心不改，将赚到的钱投于家乡建设，修公路、搞民宿、种植药材。温暖的人性光辉，也在这一刻，被傅路娃从冰冷的钢筋丛林里凿出来，洒在贫瘠的“抱村”的土地上。
小说语言至简至朴，读来一切是那样自然、平易、纯净。故事情节紧凑，富有张力，每一个转折都让人意想不到却又合情合理。作者通过细腻的笔触，将主人公的心理变化展现得淋漓尽致。文首采用倒叙手法，引人入胜，在铺陈故事的起承转合中，大量巧设“曲折”情节，让主人公的成长历程，像一曲悲壮激越的《命运交响曲》。作品中的人物姓名往往体现了作者的匠心。主人公的名字傅路娃，谐音福禄娃，又音同葫芦娃。在人们记忆中，葫芦娃们不仅拥有超凡的能力，还象征着勇敢、团结和正义。这些美德，在傅路娃身上，都能看到。俗话说，“心苦开智慧，身苦得福禄”，小说最后，傅路娃也的确收获了幸福与财富。
小说的故事背景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申城开始大规模扩建，旧房改造、房屋动迁，上海迎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机遇期，突然出现的用工潮，刺激着农民工不断涌向城市。吃苦耐劳、敢闯敢拼的开州人，是上海拆房业的主力军。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作者通过主人公傅路娃的生活经历，展现出社会底层人的情感与伤痛，反映了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对打工人生活的深刻洞察，以及同情和赞美之情。
《尘光》虽是一本小说，却详实记录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上海治安情况，拆房业的各种现象和问题，以及当地人与外来务工人员之间的一些矛盾。作者以傅路娃的视角，用生动的笔触勾勒出了打工人的生活状态和内心世界，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譬如，外来务工人员因列为“三无人员”而被治安队抓去遣送；公交车司机将外地人的手臂撞骨折了，还能理直气壮地骂对方；偷盗电缆电线会被拘留，会坐牢，仍然无法遏制那些工人对钱的欲望，拆房是高危行业，摔伤、摔死的事故时常在工地上发生。如果没有深厚的生活积淀，没有至真至诚的思想感情，作者很难把这些生活片段照实描绘。
书里有些故事情节看似荒诞可笑，却又那样地真实可叹。例如，傅路娃买无证自行车最后被卖家坑进派出所遭拘留的“人生奇遇”。傅路娃推着刚刚买的自行车，迎面遇上查办自行车的人，说按照政策规定，自行车没有上牌照，没有行驶证，不准上路，要查收。傅路娃努力地想要证明自行车是“买的不是偷的”，却无能为力。傅路娃就是一个现代版的“骆驼祥子”，仿佛有走不完的霉运。他当带班时，一个工人从高空摔下来摔死了，死者家属仇恨他，老板怨恨他；好不容易当回包工头，工人工资又拿不到；后来有机会自己做工程，又遭外甥算计，被社会上的混混儿刺伤，差点“就伤到肠子”，以致给身体留下后遗症。有人说，任何看似荒诞的事情背后，都有它最真切的原因。如果你觉得它荒诞，那很可能是因为你不理解它，未曾真正地走近它。这就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民工在城市中的边缘状态，除了经济上的拮据，命运也总爱“刁难”他们。他们想在坚硬的世界里，凿出希望的光，不知要从岁月的尘烟中咀嚼出几多的沧桑。
作者在进行创作时，将大量的笔墨用在了傅路娃进城务工后的生存状态上，在书写爱情这条线时，则要简化许多。“毛橘子”是傅路娃青梅竹马的同村玩伴，她读书不多，性情率真，一直爱着傅路娃。傅路娃不爱毛橘子，面对毛橘子的爱慕及纠缠，他的态度并不明朗，只是在心里将她定义为恩人。因为始终坚守着农民式的淳朴和善意，对待爱情，傅路娃显得优柔寡断、不自信。所以，当后来遇见自己心中所爱“常欣”，傅路娃并没有勇气去展开热烈的追求，以致“苟飞”颇有心机地介入其中，让这段爱情走向扑朔迷离。即便兀自沉浸在误会的阴霾中，黯然神伤，傅路娃也只能等着对方冲破世俗的阻挠，主动来找他。“常欣”是拆迁办主任“常维”的女儿，是照进傅路娃灰暗生活里的一道光，她将他从打工的洪流里解救出来，给了他家庭和财富。与其说是老天的垂怜，不如说是作者从坚硬的成人世界凿出的一道光，献给“邪不能胜正”的故事结局。
在快速发展的钢筋森林里，拆迁工地犹如一片原始森林。人的欲望，也随着对森林的开垦而不断增长。农民工傅路娃，虽然为人谦逊，不卑不亢，“遇事不怕事，遇到强硬的他会顶上”，但他对利益关系“不善钻营，只凭一腔实诚的热情干事”的性格，在那个特定的环境下，如果没有裙带关系的照顾，实则很难赚到“大钱”。而真正能够成为千万富翁的，恰恰是“王福生”这样的人，他们对事业和财富有极大的野心。他们在被骗后，“近百万的投资落入水里”后，便不再轻信他人，一旦有机会让他东山再起，他们定会像“苟光”那样欲壑难填、不择手段，直到资产上千万上亿时，或许会记得反哺家乡。
小说的封面有这样一段文字，“爱这人间，得拥有足够的旷野，盛装十分之一的蜜，十分之九的辛酸与跋涉。”读完全书，你会发现，这段文字正是作者的寓意和思想内涵。
如果不是作者以文人的悲悯情怀，给予傅路娃艺术化的“关照”，以上海人的精明，没有互换资源的等量筹码，这个“倒霉蛋”鲜有机会娶到“拆迁办主任”的女儿，从现实世界里获取一笔巨大财富来反哺家乡，饱尝生活的“蜜”。作者好似马良，以《尘光》为笔，借傅路娃的“手”，为自己“身体瘦削”的村庄，神奇地画了一道乡村建设的“曙光”。（作者系开州区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