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谈评诗
当今时代，最不缺的或许就是“说三道四”。文化的普及，物质的富足，助推着人们思想的丰富和欲望的“奢侈”。
大抵评诗，亦是如此。如今时代，对诗词的“说三道四”，如同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受此影响，我便有了一丝冲动，也就来了这么一点“亦谈评诗”。一直以来，我认为对诗词的评判，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有角度和认知的不同。尽管诗有品质的高低，评论也有品质的高低。
第一、并非一流诗人才配评诗
凡人评诗论：凡能写诗的人，皆可评诗；即便不会写诗者，同样可以评诗。这就是我的观点和认知。
莎士比亚的一位友人曾说过“只有一流的诗人，才配批评诗”。这样的论点，我不认为就是真理。何为评诗，其实就是对别人诗词的“说三道四”。中国有句古话叫“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你说我，我说你。但凡评论，亦是如此。从某种角度上讲，诗的水准并不完全由作品的品质决定，往往体现着评论者水平的高低。
譬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列举了宋代史达祖的“自怜诗酒瘦，难应接、许多春色”之句，认为“此等语亦算警句耶？乃值如此费力”。然元代的陆辅之在《词旨》中，却把此句列为警句九十二则。可见，即便名家评诗，也未必观点一致。如此分歧，难道能把责任归咎于作品品质的高低？再如《词旨》中，将“莫开帘，怕见飞花，怕听啼鹃”亦列为警句九十二则，就我这种庸才也难以认同作者的列举。
并非一流诗人才配评诗，不是我主观臆想、毫无依据。
中国历代以来的论诗典籍，可以说数以百计，从中我们便可以寻觅踪迹。一流的论诗名家，未必有一流的诗。在中国过往的论诗史上，有太多的人，其诗论成就超越其诗。也有太多的人，并非一流诗人，但却有杰出的诗评典籍。比如近代著名的国学大师兼诗词评论家王国维，其《人间词话》可以说是举世公认的论诗典籍。然在其同时代里，其诗名出其右者，比比皆是。况且迄今为止，也没有多少人赞美王国维的诗，其中也不存在有什么名诗或名句被广为流传和赞誉。相反，《人间词话》却是备受人们青睐。
第二、其实名家评诗亦有瑕疵
有人声称自己评诗“不言则矣，言必中肯”之语。对于这样的自我评价，但凡有点辨识能力，恐皆一笑了之。我承认我们应当有文化自信，但不能心存文化优越和自以为是。一个“必”字，多少有些痴狂和自我迷失。倘若有如此评诗水准，何不成就一番事业，来创作一部惊世骇俗的评诗典籍，让世人仰慕，也让沉寂已久的中华诗评再次走向巅峰，创造诗评史上的奇迹！“南方有鸟，三年不飞不鸣”；然则“飞则冲天，鸣必惊人”。楚庄王由此创造了宏伟业绩，成为了春秋五霸之一。我想，若有此等论诗水准，何不也如那南方之鸟，来点一鸣惊人，让诗界再次见证奇迹！
我对此语的质疑，并非凭空无据。依然可用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来考量此事。
众所周知，《人间词话》系近代以来最有名气的评诗典籍。仅“境界”一论就把诗词的评判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更是拓展了人们对诗词的认知。尤其是那句“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让不少人唏嘘，更是催人砥砺。然而，即便是名著如此，王国维依然不是神，其作品仍然略有瑕疵。现列举一二，供人探讨和解析。
其一，王国维对其友人作品的评判有所缺失。王国维的友人沈纮曾寄给他一首《蝶恋花》的词，他认为“此词当在晏氏父子（晏殊、晏几道）之间，南宋人不能道也”。不少人认为此论未免有些言过其实，我亦有如此感知。抛开沈纮之名气不说，迄今为止其诗又有多少人传诵和谈及。晏氏父子乃北宋著名词人，其诗词至今仍有不少人赞叹和念及。甚至说“南宋人不能道也”，更是表明此语有私。南宋尚词，词人众多，且著名词人亦是不少，诸如陆游、杨万里、范成大、辛弃疾等等，皆是名垂千古、名扬万里。岂可说其友人之词系南宋所有人都不及。
另外，王国维后来评南宋词人辛弃疾的《贺新郎》一词，言及此词“章法绝妙”，其语之境界“几于神者”，且言“后人不能学”之语。由此看来，与其评价友人之词所言“南宋人不能道也”，岂不自相矛盾矣。
其二，王国维在评价“词今不如古”一篇文章时提出清代的《桃花扇》《长生殿》“进矣”，有人认为这种评价有些言过其实。的确如此！元曲乃是世人公认的巅峰之作，清朝岂能胜之！尽管《桃花扇》《长生殿》亦是清朝传世佳作，但与元代之《西厢记》《窦娥冤》，明朝之《牡丹亭》等名著相比，恐仍有差距。至少不存在有过之而无不及。
王国维乃是当时清华园四大导师之一，其学识可谓学贯古今，常人岂能与之相比。如此学识渊博之士，其评论尚且有谬，况乎今人多沉迷声色之惑，一颗沉静的心早已被浮华的物质欲望所熏洗，其评论难道就真那么完美“中肯”，难道就能没有一点瑕疵？评诗只是一种自我认知的展现，岂能“天下无敌”。
第三、评诗何须套用固定模式
有人曾言及诗评的格式应大致包括立意、韵律、结构、语言、不足等内容，给评诗弄了一个所谓的“标准”，亦即固定的框架模式。当然，这也不是今人才提出的话题。以前也曾有些教师爷之类的人物或者说专家学者都有提及。特别是他们在指导教学时，总会总结出一套评诗方法和经验，用来指导别人学习。诚然，作为初学者，用点“一加一等于二”这种口诀式的模板，的确有利于快速提升评诗者的技巧和能力。但若始终固守这种“论段式”的评诗模式，是不是显得有些平淡和僵滞？现在有一种高科技，只要录入写作人的想法和要求，用不了多久，AI智能创作，就会解决写作人的烦恼和疑虑。我认为，这种固定的评诗模式，与用AI智能创作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异，还不如用点高科技手段更省事。
这决不是危言耸听，现实确有很多人在利用这种科技手写文章，而且写的文章决不比普通创作粗糙，甚至更加精致。尤其是利用这种办法写作，不会担心与别人重复，避免了抄袭之弊。因此，那些应付性、任务性文章，AI智能创作，带给他们的是美好福祉。
然而，机械的创作模式，我不认为有多大意义。当然，把它作为一种丰富的创作技艺，也不是不可以。
文章无固法，评论无固式，我认为这样的创作更有益。其实，从众多的评诗典籍之中，可以印证此语。
古往今来，单就诗话抑或词话，至少达数十部，更不用说诗论词论之类的著作，更是多得不可数之。这些传世之作，大多有自己独立的风格，并非遵循某一固有模式。比如元代陆辅之的《词旨》共计五个部分，重点采用列举的方式来评论诗词。除了“词说”七则系从总体上评论诗词外，其余四个部分都是采用了列举方式。对句列举三十八则，另张炎对句二十三则；警句列举九十二则，另张炎警句十三则；词眼列举二十六则；虚字列举一批。再比如清代袁枚的《随园诗话》，则主要采用大量的诗词案例来阐释诗歌应当遵循的理论，旨在突出一个“美”字。在袁枚看来，“性灵”就是诗歌的美，诗歌的魂，诗歌的旨。
对于诗评的传世之作，尤其是那些被人们重视的名著，皆有自己独立和独特的见解、主张及要义。诸如曹丕倡导气质说，沈德潜倡导格调说，王士祯倡导神韵说，袁枚倡导性灵说，曹雪芹倡导立意说，王国维倡导境界说等等，无一不是在诗词领域里探寻新奇与新意。
由此看来，诗评需要的是风格，而不是固式；需要的是特色，而不是僵滞；需要的是独到，而不是同一。在无数的诗词评论里，想要占据一席之地，或许剑走偏锋，才是诗词评论需要的“真理”。评诗无尽而认知有限，每个人如何才能在评诗领域里闯出一片广阔天地，需要用好自己的长处，彰显自己的特色，散发出与众不同的认知。如此一来，诗评也才可能产生新意。我们要在自己认知能力里评诗，而不是去与名家相比，甚至是效颦西施。如此则一定会自我迷失，得不偿失。
评诗如写文章，与自己的学识、阅历、认知等一体相依。就我而言，评诗习惯于用自我认知来解析诗词，或者说用自我的认知逻辑来解说诗词。不盲目崇拜别人，也不轻易否定别人，正如容纳与汲取是中华文化的特点和优势。这个世界本是如此，并非“有理走遍天下”，很多事无法用道理来说服，只能以立场或角度来解析。如同古人“成王败寇”之理。若是能有理走遍天下，又何须战争来平息争执。
评诗亦是如此。只要你的诗评有别具一格的蕴意，自会留下惊喜。别人认不认可不重要，至少要有说服自己的逻辑！
正是由于人们不断地在诗词理论领域里精心耕耘，才增添了诗词的活力与新意，助推着诗词的向前发展，彰显出诗词的无限魅力。
由此看来，诗词的魅力需要诗词的评说，诗词的评说助推诗词的魅力。
（作者系重庆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开州区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大抵评诗，亦是如此。如今时代，对诗词的“说三道四”，如同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受此影响，我便有了一丝冲动，也就来了这么一点“亦谈评诗”。一直以来，我认为对诗词的评判，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有角度和认知的不同。尽管诗有品质的高低，评论也有品质的高低。
第一、并非一流诗人才配评诗
凡人评诗论：凡能写诗的人，皆可评诗；即便不会写诗者，同样可以评诗。这就是我的观点和认知。
莎士比亚的一位友人曾说过“只有一流的诗人，才配批评诗”。这样的论点，我不认为就是真理。何为评诗，其实就是对别人诗词的“说三道四”。中国有句古话叫“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你说我，我说你。但凡评论，亦是如此。从某种角度上讲，诗的水准并不完全由作品的品质决定，往往体现着评论者水平的高低。
譬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列举了宋代史达祖的“自怜诗酒瘦，难应接、许多春色”之句，认为“此等语亦算警句耶？乃值如此费力”。然元代的陆辅之在《词旨》中，却把此句列为警句九十二则。可见，即便名家评诗，也未必观点一致。如此分歧，难道能把责任归咎于作品品质的高低？再如《词旨》中，将“莫开帘，怕见飞花，怕听啼鹃”亦列为警句九十二则，就我这种庸才也难以认同作者的列举。
并非一流诗人才配评诗，不是我主观臆想、毫无依据。
中国历代以来的论诗典籍，可以说数以百计，从中我们便可以寻觅踪迹。一流的论诗名家，未必有一流的诗。在中国过往的论诗史上，有太多的人，其诗论成就超越其诗。也有太多的人，并非一流诗人，但却有杰出的诗评典籍。比如近代著名的国学大师兼诗词评论家王国维，其《人间词话》可以说是举世公认的论诗典籍。然在其同时代里，其诗名出其右者，比比皆是。况且迄今为止，也没有多少人赞美王国维的诗，其中也不存在有什么名诗或名句被广为流传和赞誉。相反，《人间词话》却是备受人们青睐。
第二、其实名家评诗亦有瑕疵
有人声称自己评诗“不言则矣，言必中肯”之语。对于这样的自我评价，但凡有点辨识能力，恐皆一笑了之。我承认我们应当有文化自信，但不能心存文化优越和自以为是。一个“必”字，多少有些痴狂和自我迷失。倘若有如此评诗水准，何不成就一番事业，来创作一部惊世骇俗的评诗典籍，让世人仰慕，也让沉寂已久的中华诗评再次走向巅峰，创造诗评史上的奇迹！“南方有鸟，三年不飞不鸣”；然则“飞则冲天，鸣必惊人”。楚庄王由此创造了宏伟业绩，成为了春秋五霸之一。我想，若有此等论诗水准，何不也如那南方之鸟，来点一鸣惊人，让诗界再次见证奇迹！
我对此语的质疑，并非凭空无据。依然可用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来考量此事。
众所周知，《人间词话》系近代以来最有名气的评诗典籍。仅“境界”一论就把诗词的评判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更是拓展了人们对诗词的认知。尤其是那句“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让不少人唏嘘，更是催人砥砺。然而，即便是名著如此，王国维依然不是神，其作品仍然略有瑕疵。现列举一二，供人探讨和解析。
其一，王国维对其友人作品的评判有所缺失。王国维的友人沈纮曾寄给他一首《蝶恋花》的词，他认为“此词当在晏氏父子（晏殊、晏几道）之间，南宋人不能道也”。不少人认为此论未免有些言过其实，我亦有如此感知。抛开沈纮之名气不说，迄今为止其诗又有多少人传诵和谈及。晏氏父子乃北宋著名词人，其诗词至今仍有不少人赞叹和念及。甚至说“南宋人不能道也”，更是表明此语有私。南宋尚词，词人众多，且著名词人亦是不少，诸如陆游、杨万里、范成大、辛弃疾等等，皆是名垂千古、名扬万里。岂可说其友人之词系南宋所有人都不及。
另外，王国维后来评南宋词人辛弃疾的《贺新郎》一词，言及此词“章法绝妙”，其语之境界“几于神者”，且言“后人不能学”之语。由此看来，与其评价友人之词所言“南宋人不能道也”，岂不自相矛盾矣。
其二，王国维在评价“词今不如古”一篇文章时提出清代的《桃花扇》《长生殿》“进矣”，有人认为这种评价有些言过其实。的确如此！元曲乃是世人公认的巅峰之作，清朝岂能胜之！尽管《桃花扇》《长生殿》亦是清朝传世佳作，但与元代之《西厢记》《窦娥冤》，明朝之《牡丹亭》等名著相比，恐仍有差距。至少不存在有过之而无不及。
王国维乃是当时清华园四大导师之一，其学识可谓学贯古今，常人岂能与之相比。如此学识渊博之士，其评论尚且有谬，况乎今人多沉迷声色之惑，一颗沉静的心早已被浮华的物质欲望所熏洗，其评论难道就真那么完美“中肯”，难道就能没有一点瑕疵？评诗只是一种自我认知的展现，岂能“天下无敌”。
第三、评诗何须套用固定模式
有人曾言及诗评的格式应大致包括立意、韵律、结构、语言、不足等内容，给评诗弄了一个所谓的“标准”，亦即固定的框架模式。当然，这也不是今人才提出的话题。以前也曾有些教师爷之类的人物或者说专家学者都有提及。特别是他们在指导教学时，总会总结出一套评诗方法和经验，用来指导别人学习。诚然，作为初学者，用点“一加一等于二”这种口诀式的模板，的确有利于快速提升评诗者的技巧和能力。但若始终固守这种“论段式”的评诗模式，是不是显得有些平淡和僵滞？现在有一种高科技，只要录入写作人的想法和要求，用不了多久，AI智能创作，就会解决写作人的烦恼和疑虑。我认为，这种固定的评诗模式，与用AI智能创作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异，还不如用点高科技手段更省事。
这决不是危言耸听，现实确有很多人在利用这种科技手写文章，而且写的文章决不比普通创作粗糙，甚至更加精致。尤其是利用这种办法写作，不会担心与别人重复，避免了抄袭之弊。因此，那些应付性、任务性文章，AI智能创作，带给他们的是美好福祉。
然而，机械的创作模式，我不认为有多大意义。当然，把它作为一种丰富的创作技艺，也不是不可以。
文章无固法，评论无固式，我认为这样的创作更有益。其实，从众多的评诗典籍之中，可以印证此语。
古往今来，单就诗话抑或词话，至少达数十部，更不用说诗论词论之类的著作，更是多得不可数之。这些传世之作，大多有自己独立的风格，并非遵循某一固有模式。比如元代陆辅之的《词旨》共计五个部分，重点采用列举的方式来评论诗词。除了“词说”七则系从总体上评论诗词外，其余四个部分都是采用了列举方式。对句列举三十八则，另张炎对句二十三则；警句列举九十二则，另张炎警句十三则；词眼列举二十六则；虚字列举一批。再比如清代袁枚的《随园诗话》，则主要采用大量的诗词案例来阐释诗歌应当遵循的理论，旨在突出一个“美”字。在袁枚看来，“性灵”就是诗歌的美，诗歌的魂，诗歌的旨。
对于诗评的传世之作，尤其是那些被人们重视的名著，皆有自己独立和独特的见解、主张及要义。诸如曹丕倡导气质说，沈德潜倡导格调说，王士祯倡导神韵说，袁枚倡导性灵说，曹雪芹倡导立意说，王国维倡导境界说等等，无一不是在诗词领域里探寻新奇与新意。
由此看来，诗评需要的是风格，而不是固式；需要的是特色，而不是僵滞；需要的是独到，而不是同一。在无数的诗词评论里，想要占据一席之地，或许剑走偏锋，才是诗词评论需要的“真理”。评诗无尽而认知有限，每个人如何才能在评诗领域里闯出一片广阔天地，需要用好自己的长处，彰显自己的特色，散发出与众不同的认知。如此一来，诗评也才可能产生新意。我们要在自己认知能力里评诗，而不是去与名家相比，甚至是效颦西施。如此则一定会自我迷失，得不偿失。
评诗如写文章，与自己的学识、阅历、认知等一体相依。就我而言，评诗习惯于用自我认知来解析诗词，或者说用自我的认知逻辑来解说诗词。不盲目崇拜别人，也不轻易否定别人，正如容纳与汲取是中华文化的特点和优势。这个世界本是如此，并非“有理走遍天下”，很多事无法用道理来说服，只能以立场或角度来解析。如同古人“成王败寇”之理。若是能有理走遍天下，又何须战争来平息争执。
评诗亦是如此。只要你的诗评有别具一格的蕴意，自会留下惊喜。别人认不认可不重要，至少要有说服自己的逻辑！
正是由于人们不断地在诗词理论领域里精心耕耘，才增添了诗词的活力与新意，助推着诗词的向前发展，彰显出诗词的无限魅力。
由此看来，诗词的魅力需要诗词的评说，诗词的评说助推诗词的魅力。
（作者系重庆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开州区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