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单位发“劳保”，一种耐磨的“劳动布料”，有点像现在牛仔服的质地。单位负责这项工作的同志头脑灵活，不按人头平均发放，把指标拨到一家国营布店，让我们自己去量身扯布订做。这样可高矮互补，不浪费。
　　我一直没去，布店等着要结算，只好按指标补了我三块七角布料钱。我自己加一块多，买了本定价五元四角的《现代汉语词典》。随后，我在刻字店做了一枚菱形图章“洁白藏书第□号”，盖在《现代汉语词典》扉页。“□”为空格，我写上“1”——这是我的第一本藏书。“洁白”是我的笔名，那时候爱好文学的青年都喜欢取一个。现在觉得“洁白”有点酸叽叽的味道。我写作时，拿不准的字词都要认真查清释义，词典因此使用频繁，前面的“部首目录”页被翻卷了边，破了，就用透明不干胶把它补好。后来习惯在互联网上“百度一下”后，《现代汉语词典》静静地插在书架里。
　　因多次搬家，不知什么时候，我竟把这本《现代汉语词典》弄丢了，心里难免有点遗憾。巧的是，妻子读大学时买了一本相同版本的，每当我无意中在书架上瞄到一眼，突然有了一丝安慰。
 　 （二）
　　我书架里有一本搁置了三十年的小说集《例外》。当年读不懂，硬着头皮读，也始终进不了情景中。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定价六角一分钱，1986年买的，作者潘汉年，和鲁迅同是“左联”的领导人之一，后来因白区工作需要，离开了文化战线，没再从事写作。
　　三十年后重读《例外》，书还是那本，字也是早就认得的，书里的故事很容易理解了。很多人认为，阅历让我们读懂了一些原本没能读懂的书。我却因为现在的“静”读，才读懂《例外》里的故事。年轻时我也习惯“静”读，伴着一杯速溶咖啡，捧一本书，静坐在初夏午后的窗前，或独享冬夜橘黄灯光下的闲情。但这种“静”里藏着年轻的热情，更多的还有浮躁，算不上真正的“静”。
 　 （三）
　　每过一段时间，我都要从书架里挑出那些没必要读第二遍的书。
　　前段时间搬家，整理书架时翻阅一些文友出版的书，因为有亲切感，一直保存着。现在翻阅，如同喝一杯泡过味儿的茶，还不如白开水纯粹。挑出这些书，这次没卖给废品店，我打算傍晚散步时，送给广场边一个摆地摊的旧书摊，多少让它们发挥点作用。去的路上我猜想，摊主对我的慷慨先会有些疑惑，接着一定连声道谢。可太出乎意料，摊主翻看了一下书后，摇着头还给我：“不要，这种书没人买。我每天搬去搬来的，费力得很。”说心里话，这些白送都没人要的书，我一遍都没读过，只是翻了一下就放在了书架里。
　　出书难，大多数文友都是自己掏钱出书，自己卖书。对此，我并不持非议。只是一些文友往往整成厚厚一大本，甚至连续几本，把自己所写的文字都收了进去。书的印刷和版式、装帧也很粗糙。我们不是大家，未必每篇都是精品？
　　有位文友说：“把一生的写作选一选，造成薄薄的一册。也不必什么书号，但一定是硬皮烫金的装订。在他们偶然想我的时候，看一眼摆放着真正好书的书架上，那一条还算漂亮的窄窄的书脊。”
　　我赞同。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