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老公刚认识，公公就被查出得了重病。从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回来，公公被两个儿子安排在区人民医院里输液静养。医院里，老公牵着我的手，对公公郑重地说：“我们刚刚领完证。”公公微笑地点点头，宛如一位老师看着屡屡逃学的学生终于递交了满意答卷，脸上不自觉地露出如释重负的笑来。
　　翌日，大哥和老公因为工地上的工程项目赶工而飞往异地，留下我在医院里独自照料公公。公公在医院待了两天，坚持要带我到城里逛一圈。我因为常年不在家，对开州城区确实不如公公熟悉。
　　随着公公停下的脚步，我抬头一看，愕然失色。环顾四下，一排排花圈、纸幡等殡葬用品成堆摆放，店内货架上成捆的黄裱纸、冥币、香蜡格外引人注目。
　　我正纳闷着，店主问我，给谁买啊？我一时语塞，不知如何作答，讪笑着说，随便看看。公公头也不抬地说：“给我自己买，量大有没有优惠。”
　　给自己买纸钱，估计店主也是头一回碰见这种“狠人”。他觑了公公一眼，对不同价位的黄裱纸作了详细介绍后，又饱含深意地盯着我，热情地说：“那就买这种，最贵也最好，对老人也是表孝心。”
　　公公一眼识破他的“小九九”说：“儿子儿媳对我孝顺得很，但再孝顺也不能胡乱糟蹋钱。”
　　店主拿出另外一扎黄裱纸递给公公说：“这种怎么样？价格很划算。”
　　公公接过来，捻了捻，看了两眼，嗅了嗅，说：“这个不行，烧出来烟多，还呛喉咙。”他指着另外一扎黄裱纸，问这个多少钱？
　　店主直夸公公懂行、识货，这款卖得最好，性价比也最高。
　　谈了半天，最后结账时因为几元钱和店主没谈拢，公公梗着脖子怼了几句，掉头就走。而后，公公拄着拐杖，逛了一家又一家的香烛店，直到买到物超所值的纸钱为止。
　　回家的时候，我打算叫辆出租车，被公公阻拦下来。他说出租车贵，不如叫辆摩托车，却又因为一元钱和摩的师傅谈崩，最后决定乘公交车回家。他一边走一边说，他们在外面挣钱很辛苦，我们该节约的时候要节约。
　　穿着高跟鞋的我被公公的执拗彻底打败，脚钻心地痛起来，有种遭受莫大“欺骗”的委屈：兜了那么大一圈，其实从一开始他就是想乘公交车。我心里嗤之以鼻道：“你儿子的一包烟钱都顶来回十余趟了。”
　　公公见我脸色不悦，不再说话。他站在公交站牌下，伸长脖子耐心地等着公交车的到来。放下笨重的麻袋，公公的腰杆跟手杖一样挺直，身体像站牌一样高大。我在焦躁不安的等待中，拉出了一大段拒绝靠近他、靠近麻袋的心理距离。他对我的漠然始终保持沉默，就像站牌一样孤独地沉默着。
　　公公猛一回头，我在他泛黄的眼睛里看到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哀愁——一个花甲老人在人烟罕见的道路上踽踽前行，天色将晚，无风也无雨。路的终点立有一块风尘遮掩、字迹模糊的石碑，他用手擦拭干净，定睛一看，上面赫然写着“时间的尽头”。蓦地回首，两个小男孩朝他遥遥挥手，再回首，小男孩已变成了青年男子，又回首，两个中年人的背影离他越来越远，他不舍地目送他们走向没完没了的忙碌中去。他一言难尽，回过身来，毅然决然地走向时间的尽头。
　　我被这种日薄西山的悲壮感染，倏尔愧疚不安。
　　公公歉意地看着我说：“今天让你受苦了。”
　　我惭愧地说：“不，是让您受苦了……您好好的，怎么就想去干这活儿呢。”
　　公公轻声说，像是自言自语，自己的身体自己了解，你们也不用瞒我。这些活儿你年轻不懂，被人坑了都不知道。他歇了口气又说：“这活儿我不安排好，突然撒手走了，到时候你们手忙脚乱，忙出大错来，被人说闲话不好。”
　　我听完，如鲠在喉，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快要到家的那一段路，百步石梯沿坡而下，我脚踩高跟鞋手提大麻袋，每走一步就是对自我的挑战。大麻袋在重力的作用下，推着我如弱柳般摇晃前进，给人随时就要连人带物一起滚落下坡的担忧。
　　公公说：“我们调一下位置，你走后面，我走前面。”他在前面颤颤巍巍地艰难探路，紧握手杖、瘦骨嶙峋的手，因为用力而青筋暴起。
　　到家后，我瘫软坐下，许久不愿动弹一下。公公休息片刻，拄着手杖又去检查那袋纸钱是否在我的拖拽过程中受损、沾水，确定完好无埙后，方才坐下来，长吁一口气。
　　一个月后，在公公的灵堂前，我一边烧着纸钱，一边同大哥和老公聊起公公料理自己后事的那些事儿。大家都说这纸钱选得好，易燃且烟雾小，就这两兄弟被熏出了两行泪。
　　转眼公公躺在地下已有十一年，每年我们都会买最好的香蜡纸，领着一家老小到坟前祭拜。
　　蜡炬成灰泪始干，这样“懂事”的公公，太让人心疼，直到生命最后一刻，想的念的还是他的孩子，连“死”也要照顾子女的周全、体面。这爱冷峻克制、委曲求全，在所有爱的画面里，基调暗沉、凝重，整体色彩都不缤纷艳丽，甚或可以说都掩映在沉寂里。但这就是中国式的父母，他们的爱如传统中国画，笔墨苍劲，构图丰满，含蓄深沉，意蕴绵长。
　　（作者系开州区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