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简介】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2007—2010）《蛙》，是当代作家莫言创作的长篇小说。《蛙》以新中国近60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为背景，通过讲述从事妇产科工作50多年的乡村女医生“姑姑”的人生经历，描述国家为了控制人口剧烈增长、实施计划生育国策所走过的艰巨而复杂的历史过程，成功塑造了一个生动鲜明、感人至深的农村妇科医生形象。
　　题记：善恶转瞬，是非交错；他人有罪，我也有罪。
　　每个时代都有狂风暴雨，每个生命都有权利尊严，很多时候，人们并不知道时代的风在往一个方向吹。不经意间，总有一些生命会被狂风带至一个荒凉地带。正如作家莫言所说：“人生之路，天天都在刮风。”
　　显然，莫言这是在以自然之风隐喻社会之风。最近，莫言这样劝慰年轻人“卷也好，躺也好，不被大风吹倒就好”。那些吹倒人生的大风，究竟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莫言的小说《蛙》，就提供了一份极好的分析样本。
　　2011年，莫言凭借《蛙》获得茅奖；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蛙》作为代表作被隆重推荐。诺奖的颁奖词这样说：“莫言的小说，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在人性的批判中寻找和发现生命的真实，表达了对未来的美好期盼和坚定信念。”不难看出，莫言作品体现的时代性、民族性、世界性，让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之林中拥有了一片独特的光亮天地。
　　莫言是唯一拿到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给国家带来巨大的文化荣誉。获得诺奖以后，莫言得到了赞誉，但质疑和谩骂也如同狂风漫卷。对此，莫言这样形容：“虽然不是龙卷风，也是8级以上的大风了。”当然，莫言的价值观是笃定的，对这个国家、这片土地以及广大人民的深情爱意，是毫无动摇的。所以，他为自己总结出八个字，叫“心若巨石，八风不动”。
　　大风吹来，能够岿然不动，说到底，还是价值观在支撑。莫言既是文学创作的牵风者，也是文明遭受侵袭时的挡风者；中国文学拥有莫言这样的探索者是幸运的，社会上出现谩骂攻击莫言的反智者是可悲的。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莫言就一直站在文学的“风口浪尖”上，每隔一段时间，他总能拿出一部轰动文坛的代表作，在技惊四座的同时，也总会引发争议。比如，《红高粱家族》《檀香刑》《丰乳肥臀》《生死疲劳》等等，每一部都在引领文学风潮，每一部也都让他站在舆论风口。《蛙》这部作品，带来的风更急，浪更大。
　　不得不遗憾地说，对作家的定义和作品的评判，很多时候已经严重偏离文学艺术的轨道，掉进了民粹主义的陷阱。莫言就是这样的受害者。
　　作家余华曾说：“从文学的标准来看，莫言起码可以拿十次茅盾文学奖了。”如此说法，乍听起来似乎有点浮夸，但，真正研读过莫言作品，真正通读过现有的53部茅奖作品，又会觉得余华的价值判断也不失理性。事实上，茅奖作品中不乏平庸之作，而莫言作品整体质量确实体现了较高的水准。原因很简单——莫言一直在创新。
　　莫言用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来打底，从西方和拉美的文学潮流和表达技术中汲取养分，把魔幻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印象派等艺术表现手法与中国叙事进行融合。莫言在小说文本、结构、思想上进行的各种创新实验，也一次次得到了回报。《蛙》这部作品从选题到结构，从文本到思想，都展现了莫言不断突破自我的能力。
　　单凭这部小说的题材，就足以令很多作者望而却步，因为这部小说内容聚焦于中国人的生育问题，集中描写了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人性惨剧。小说叙事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对包括十年动荡年代在内的很多历史重要时刻，都有细节场景还原。《蛙》不仅有复杂的历史记忆，还有强烈的社会批判，以及深刻的反思忏悔。驾驭这样的题材，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能力。
　　相较于《白鹿原》全景式历史描写，《蛙》更加聚集于某个具体领域，不及《白鹿原》的中正厚重。包括莫言自己也说过，《蛙》的整体篇幅显得相对单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蛙》能如此勇敢切入生育领域，所释放出的艺术价值内涵和社会批判精神，就是无法复制和替代的。
　　作家的所有尊严都应该来自作品，作品的所有价值只能依赖于创新。《蛙》在结构上堪称匠心独运。这部小说前四部分采用书信体，引出小说叙事，最后部分以话剧形式收尾，在书信、小说、话剧三种文体中自由切换，形成互文关系，构建起一个有机的整体，给这部作品增添了文化高级感。
　　这样极具独创性的结构，铺展了从乡村到都市、从国内到国际的广阔叙事空间，便于以更加开放的视角来审视历史和人性的复杂。最后，小说又以话剧形式与前面内容形成互文，进行完善补充，以强烈的画面感和触及灵魂的对话，有力地唤醒了人们对人性和伦理的深度反思。
　　21世纪以来，关于计划生育政策讨论空间不断得到拓展，这为莫言写作《蛙》提供了环境支持，而《蛙》的面世和获奖，又为相关制度反思延展了空间。毕竟，这部小说出版于2009年，中国全面放开二胎政策都到2016年了，这段时间正是《蛙》不断获奖并且引发热议的高潮期。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莫言小说对文化表达空间带来了扩展的价值。
　　生育是人类的基本需要和权利，是人类社会得以延续的保证，人口问题关系到家庭伦理，关系到社会经济发展。莫言以文学的方式记录客观存在过的历史真实，体现的就是一种文化责任。
　　叙事主体“我”的姑姑曾被人们称为“活菩萨”“送子娘娘”，在上世纪50年代，这个极有天赋的妇产科医生成功接生过上千名的新生儿，展现了善良、真诚、正直的品性；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针对人口急剧增长的压力，计划生育政策出炉，女人上环、男人结扎等措施手段遭到民间抵制，让政策收效甚微；上世纪80年代，随着这项政策从严收紧，姑姑也成为政策的坚定执行者，带领计生“小分队”对违反政策、计划外超生的孕妇围追堵截，在诸如“喝毒药不夺瓶，想上吊给根绳”等粗暴残忍的“土政策”驱动下，成为令人闻之色变的“活阎王”“女魔头”。
　　莫言是个讲故事的超级高手。情节的跌宕，矛盾的冲突，场面的渲染，让这部小说有着强大的冲击力。姑姑在执行政策过程中，如同一位无比残忍而又充满智慧的战场指挥官，对孕妇搜捕和追逐的场面，紧张到令人窒息。
　　比如，姑姑坐在船上，看着凫水逃走的张拳老婆在水中沉浮，像是在玩着一场猫鼠游戏，不料，孕妇因心脏病突发惨死水中；为了把“我”的老婆王仁美从藏身处逼出来，姑姑采取“连坐”方式，用大型机器毁损邻居的树木和房屋，最终，王仁美只能接受引产，惨死于手术台；陈鼻的妻子王胆乘坐筏子逃跑，姑姑开着机动船在后面追捕，随后，王胆急于在筏子完成生产，孩子虽然活下来了，母亲却含恨而亡……
　　当时姑姑总是显得觉悟很高，一脸正义，摆出一副“神挡杀神，佛挡杀佛”姿态，被她亲手毁了的孩子就有两千八百多个。面对制度，基于人性，她本应有“一厘米的自主权”，让更多孩子来到这个世界，发出第一声“哇”的哭声。
　　姑姑退休那天，正值阴历七月十五，是民间风俗中的鬼节。那一晚，姑姑喝完酒回家路上，周遭全是凄惨的蛙鸣，像是“无数受了伤害的婴儿的精灵在发出控诉”，大大小小各色鼓着眼睛的青蛙，从洼地中，从芦苇丛中，跳到姑姑身上、背上、耳朵上，成群结队地对她进行追逐、拦截、袭击，这种似梦似真的场景令姑姑无比恐惧与痛苦。由此，姑姑忏悔意识被唤醒，赎罪也成了余生最重要的事。
　　忏悔和赎罪是要有仪式的。后来，姑姑拼命地通过记忆复原那些婴儿该有的面貌，让民间艺术大师郝大手来捏成泥娃娃，然后给泥娃娃上供、烧香。在姑姑看来，“一个有罪的人不能也没有权利去死，她必须活着，经受折磨、煎熬，像煎鱼一样翻来覆去地煎，像熬药一样咕嘟咕嘟地熬，用这样的方式来赎回自己的罪，罪赎完了，才能一身轻松地去死。”
　　值得强调的是，莫言并没有把造成历史悲剧的原因简单归咎于政策制度或某个群体，而是构建起一个“他人有罪，我也有罪”的救赎闭环。小说不加掩饰地写出“我”的欲望性、功利性和虚伪性，毫不回避地指出“我”在妻子王仁美之死中应负的责任。正如莫言所说：“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每个人都有可能是刽子手，每个人也都可能是罪犯。人要认识到自己灵魂深处的阴暗面，认识到自己的多面性，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谅解和宽容。”
　　“蛙”，就是这部小说的中心意象。莫言也借“我”之口进行了这样的阐释：“（剧本）暂名青蛙的‘蛙’，当然也可以改成娃娃的‘娃’，当然还可以改成女娲的‘娲’。女娲造人，蛙是多子的象……”显然，“蛙”，就是“娃”的隐喻，在指向孩子，指向生命。生育关系到人性和伦理，关系到人的权利和尊严。孩子就是一个社会的最大公约数，对无数缺乏信仰的人们来说，把孩子作为信仰，或许才能进入精神危机的解救之途。
　　从“听取蛙声一片”的庄稼丰收传统美景，到“听取娃声一片”普通家庭幸福场景，人们对自然与生命只有充满敬畏，才能拥有美好生活。遗憾的是，人定胜天的狂妄造成太多破坏自然的悲剧，而在制度和人性之间，也总有人陷于迷失，被时代的狂风轻易裹挟，或是迷途难返，或是靠忏悔和赎罪来找回心灵的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