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一生爱中国》：多重逻辑下多角度的抒写
■ 刘大川
《我用一生爱中国：伊莎白·柯鲁克的故事》（以下简称《我用一生爱中国》）2022年由天地出版社出版，作者谭楷。谭楷是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获得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科幻世界杂志社总编辑。
《我用一生爱中国》是一部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获得者、国际共产主义者、百岁老人伊莎白·柯鲁克人生故事的报告文学。1915年，伊莎白·柯鲁克出生于中国成都一个加拿大传教士家庭。成年后，她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求学，1938年获心理学硕士学位。1940—1941年，经晏阳初介绍，伊莎白·柯鲁克参加璧山兴隆场乡村建设实验项目。1943年她加入英国共产党，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1948年，应中共中央外事组邀请，伊莎白·柯鲁克参与创建外事学校（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和丈夫都留在该校任教，直至1981年退休，她是新中国英语教学园地的拓荒人和奠基人。伊莎白·柯鲁克著有《十里店：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等书，其中《兴隆场：抗战时期四川农民生活调查（1940—1942）》在2013年出版，《战时中国农村的风习、改造与抵拒——兴隆场(1940-1941)》在2018年出版。2019年9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伊莎白·柯鲁克“友谊勋章”。
2022年5月27日，《我用一生爱中国》成渝两地阅读分享会在重庆市璧山区大兴镇（原兴隆场）举行。用书籍分享、视频连线等形式为大家再现了伊莎白·柯鲁克的百年人生。作者谭楷介绍了图书的创作过程。书中以伊莎白·柯鲁克亲眼看见、经历、参与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百年人生故事，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伟大历程，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与国际友人一家亲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笔者是大兴人，少时就听闻伊莎白·柯鲁克其人。1996年在大兴教书时，还教到一名伊莎白·柯鲁克资助的学生，姓蒋。因此情结，我细读了《我用一生爱中国》第五章“青春的丰碑：《兴隆场》”，拟以此章为例，评该书在多重逻辑下多角度的抒写。
中国共产党走上革命的道路有其自身的逻辑与历史的逻辑。从这些逻辑出发，自然会衍生出土地革命的逻辑。伊莎白·柯鲁克在大学虽然学的是儿童心理学，但她选修了自己最喜欢的社会人类学课程。1938年，她返回成都后，主要从事人类学研究。作为一名学者，她在兴隆场除了进行人类学相关研究外，还有改善农民生活、推动经济发展两大任务。这两大任务与当时的协进会在农村的工作任务有关。璧山兴隆场是协进会的一个调查点，选中她去做田野调查，目的是为即将实施的乡村建设作铺垫。
伊莎白·柯鲁克与搭档俞锡玑一道，用差不多5个月的时间，把兴隆场1497户居民挨家挨户走访了一遍，并做了大量的记录。从人类学角度，展示了兴隆场的方方面面，内容丰富而翔实，还出版了两本关于兴隆场的书。谭楷写作时，可供选择的材料非常之多。如何取舍？如何抒写？在“青春的丰碑：《兴隆场》”这一章中，又如何体现与全书的紧密衔接，折射出全书的风貌与内在逻辑呢？
在“青春的丰碑：《兴隆场》”这一章中，谭楷以伊莎白·柯鲁克学者的身份切入，除了展现兴隆场战时政治、经济、历史、教育、生活现状以及风俗习惯外，还描写了协进会对农村民生、经济上进行的一些改造。伊莎白·柯鲁克的角色也发生转变，从旁观者到参与者进而到了改良者。此章重点选取了田野调查、艰难的教育、办食盐合作社失败和乡村的苦难生活四个方面，从现实逻辑和学术逻辑背后折射出中国革命的逻辑，包括以后的土地革命。如此宏大的叙事，书写时，就不会是单纯的线性写作，而是从多角度展开，华实相扶，明暗并用，点面结合。充分挖掘史料，或从史料中演绎故事，或用史料作背景，或用史料作印证，且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不时把作者的采访插入其中。
谭楷花费3年时间，通过访谈、查阅资料、实地考察等方式写成《我用一生爱中国》一书，内涵丰富、思想深邃。阅读这本书时，正如他在“后记”里所写：“寻觅百岁老人的足迹，是在重读中国近现代史。”我们看到，他从个人的生命史，透视了中国的学术史和波澜起伏的民族历史。达到以上的效果，当归功于他在多重逻辑下多角度的抒写。
（作者系中华诗词学会、中国楹联学会会员，重庆市楹联学会副会长）
《我用一生爱中国：伊莎白·柯鲁克的故事》（以下简称《我用一生爱中国》）2022年由天地出版社出版，作者谭楷。谭楷是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获得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科幻世界杂志社总编辑。
《我用一生爱中国》是一部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获得者、国际共产主义者、百岁老人伊莎白·柯鲁克人生故事的报告文学。1915年，伊莎白·柯鲁克出生于中国成都一个加拿大传教士家庭。成年后，她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求学，1938年获心理学硕士学位。1940—1941年，经晏阳初介绍，伊莎白·柯鲁克参加璧山兴隆场乡村建设实验项目。1943年她加入英国共产党，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1948年，应中共中央外事组邀请，伊莎白·柯鲁克参与创建外事学校（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和丈夫都留在该校任教，直至1981年退休，她是新中国英语教学园地的拓荒人和奠基人。伊莎白·柯鲁克著有《十里店：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等书，其中《兴隆场：抗战时期四川农民生活调查（1940—1942）》在2013年出版，《战时中国农村的风习、改造与抵拒——兴隆场(1940-1941)》在2018年出版。2019年9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伊莎白·柯鲁克“友谊勋章”。
2022年5月27日，《我用一生爱中国》成渝两地阅读分享会在重庆市璧山区大兴镇（原兴隆场）举行。用书籍分享、视频连线等形式为大家再现了伊莎白·柯鲁克的百年人生。作者谭楷介绍了图书的创作过程。书中以伊莎白·柯鲁克亲眼看见、经历、参与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百年人生故事，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伟大历程，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与国际友人一家亲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笔者是大兴人，少时就听闻伊莎白·柯鲁克其人。1996年在大兴教书时，还教到一名伊莎白·柯鲁克资助的学生，姓蒋。因此情结，我细读了《我用一生爱中国》第五章“青春的丰碑：《兴隆场》”，拟以此章为例，评该书在多重逻辑下多角度的抒写。
中国共产党走上革命的道路有其自身的逻辑与历史的逻辑。从这些逻辑出发，自然会衍生出土地革命的逻辑。伊莎白·柯鲁克在大学虽然学的是儿童心理学，但她选修了自己最喜欢的社会人类学课程。1938年，她返回成都后，主要从事人类学研究。作为一名学者，她在兴隆场除了进行人类学相关研究外，还有改善农民生活、推动经济发展两大任务。这两大任务与当时的协进会在农村的工作任务有关。璧山兴隆场是协进会的一个调查点，选中她去做田野调查，目的是为即将实施的乡村建设作铺垫。
伊莎白·柯鲁克与搭档俞锡玑一道，用差不多5个月的时间，把兴隆场1497户居民挨家挨户走访了一遍，并做了大量的记录。从人类学角度，展示了兴隆场的方方面面，内容丰富而翔实，还出版了两本关于兴隆场的书。谭楷写作时，可供选择的材料非常之多。如何取舍？如何抒写？在“青春的丰碑：《兴隆场》”这一章中，又如何体现与全书的紧密衔接，折射出全书的风貌与内在逻辑呢？
在“青春的丰碑：《兴隆场》”这一章中，谭楷以伊莎白·柯鲁克学者的身份切入，除了展现兴隆场战时政治、经济、历史、教育、生活现状以及风俗习惯外，还描写了协进会对农村民生、经济上进行的一些改造。伊莎白·柯鲁克的角色也发生转变，从旁观者到参与者进而到了改良者。此章重点选取了田野调查、艰难的教育、办食盐合作社失败和乡村的苦难生活四个方面，从现实逻辑和学术逻辑背后折射出中国革命的逻辑，包括以后的土地革命。如此宏大的叙事，书写时，就不会是单纯的线性写作，而是从多角度展开，华实相扶，明暗并用，点面结合。充分挖掘史料，或从史料中演绎故事，或用史料作背景，或用史料作印证，且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不时把作者的采访插入其中。
谭楷花费3年时间，通过访谈、查阅资料、实地考察等方式写成《我用一生爱中国》一书，内涵丰富、思想深邃。阅读这本书时，正如他在“后记”里所写：“寻觅百岁老人的足迹，是在重读中国近现代史。”我们看到，他从个人的生命史，透视了中国的学术史和波澜起伏的民族历史。达到以上的效果，当归功于他在多重逻辑下多角度的抒写。
（作者系中华诗词学会、中国楹联学会会员，重庆市楹联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