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离艺术价值注定经不起历史检验
题记：农村改革，独立王国；欲望骚动，精神寡味。
白纸黑字，不负经典。不过，现实中，总有一些作品，明显辜负了经典，却堂而皇之地被陈列在经典的行列，接受着读者的集体膜拜，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文化的悲哀。
常有作家在介绍自己作品时，自信满满地说自己的作品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时间是公正的，但也是残酷的。作家写下的每个字，在时间面前都算数。是经典，是平庸，并不取决于一时喧嚣，而是由后来者评述。
事实上，一些误入经典行列的作品，最终也只能接受时间的冷眼。尽管茅奖代表中国文学最高荣誉，其中也同样不乏平庸之作。甚至，有些茅奖作品都不需要交给时间评定，甫一评出，荣誉衣袍加身，读者如炬的目光就立即发现，那只不过是一件皇帝的新装，遮挡不住其平庸。
刘 玉 民的《骚 动之秋》就是茅奖作品中归于沉寂的作品之一，长期处于被文学界和读者深度遗忘的状态。围绕这部作品，不论是检索相关研究文献，还是在图书市场查证其销售踪迹，抑或是到社交媒体上探寻读者评价，结果都是门前冷落鞍马稀。偶尔打捞出来一些评论篇什，内容也多是在表达对如此作品竟然能够获得茅奖而深感“遗憾”和“意外”。
比如，著名文学评论家洪治纲就曾对《骚动之秋》侥幸获奖这样评价：“如果要说它的获奖有什么更深的意味，那只能在文学之外，艺术之外。”
那么，“文学之外，艺术之外”的指向又是哪里？说白了，就是要抛开作品质量来看这部作品获得茅奖本身的玄机，就是直指这部作品本身并没有太多值得阐述的价值。这样评价很残酷，但，也很真实。
《骚动之秋》是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曾有这届的评委认为：“第四届茅盾文学奖无论如何是历届评奖中用时最长、波折最多、最富有戏剧性的一次，也是较为成功的一次评奖。其成功的主要意义在于它比较准确地反映了1989年到1994年间中国长篇小说创作取得的成就，保持了迄今为止中国当代文学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的荣誉。”显然，这样的认知，并不符合起码的逻辑。评选结果也证明，这届评奖离成功还有十万八千里。
“用时最长”，本身就是不成功的明证。第四届茅奖评选本应于1994年举行，评选作品范畴应是1989年—1993年之间出版的作品。然而，因为工作拖延，直到1995年，这届评奖才启动，评选作品的出版时间也延伸到1994年。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从启动评选到结果公布，时间竟然从1995年到了1998年。评选作品出版时间跨度长达6年，评奖时间跨度长达3年多，这两项“用时最长”都违背相关规则流程，已经严重影响到这项评奖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当然，第四届茅奖最大的不成功，还是体现在结果上。如果不是几经争议，才让《白鹿原》这部伟大作品得以修改版的形式入选，这届评奖的结果很可能平庸到不堪入目。事实上，此外的《白门柳》《战争和人》《骚动之秋》三部作品，现在看来显然都属于“经不起历史检验”的作品。其实，像《骚动之秋》这样的作品刚被推上茅奖殿堂，就让一些人大跌眼镜。这些年，《骚动之秋》遭受极度冷遇，在文学市场上已近于无声无息。
每个时代都应有每个时代的文学，但不论在何时，评判文学质量都不应背离艺术规律与价值要素。令人遗憾的是，符合第四届茅奖评选条件的同时期长篇小说，有太多在艺术和思想上，都要远远领先于《白鹿原》之外的其他作品。诸如张炜的《九月寓言》、贾平凹的《废都》、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朱苏进的《醉太平》、苏童的《米》和《我的帝王生涯》、二月河的《雍正皇帝》、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唐浩明的《曾国藩》、李锐的《旧址》等等作品，在审美视角和价值内涵上，都更有认同度。这些优秀作品全军覆没，特别是像张炜的《九月寓言》和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落选，只能说明，第四届茅奖评选是“比较失败”的。
后来，茅奖评选在价值取向上，之所以从单一评价作品向兼顾考量作家总体成就进行转变，或许正是因为这类“遗珠之嫌”已经成为巨大遗憾。只是，这种补救显得太过尴尬。不能以优秀代表作拿下茅奖、鲁奖这样的权威奖项，对作家和作品的影响力都有太多不利因素，也会成为一种文化不公和遗憾。比如，人们更喜欢张炜的《九月寓言》《古船》，而不是冗长之极的茅奖作品《我在高原》；人们更认同莫言的《檀香刑》，而不 是 茅 奖 作 品《蛙》。一再错过茅奖的余华甚至以一句“百分之九十的茅盾文学奖作品，不如莫言最差的一部”，直接表达对茅奖评选结果的嘲讽。
评委胡平在《我所经历的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奖》一文中，就写到《骚动之秋》获得茅奖的“偶然性”和“戏剧性”。原来，当年由23名成员组成的审读小组（读书班）筛选出来送给评委会的20部作品，并不包括《骚动之秋》。但根据评选规则，任何一名评委在有其他两名评委附议的前提下，就有权提出其他作品参评。《骚动之秋》就是在这种语境下被推荐出来的。这种情形与第三届茅奖评选中孙力、余小惠的《都市风流》“意外中奖”如出一辙。当然，这两部作品也都被普遍认为是茅奖作品中“较弱”的，弱到多年来几乎不被文学评论家们关注。
当然，这类作品能够进入某些评委“法眼”，原因也是因为题材符合当时的主流宣传需求，能够体现“时代精神”，满足“主题先行”的需要。比如，《骚动之秋》是反映农村改革现实的作品，内容顺应时代潮流。为此，胡平这样说：“至今改革题材小说在套路上相比《骚动之秋》等作品还没有显著的突破，因此《骚动之秋》的获奖也还说得过去。”
作为宣传工具，这样作品获奖“说得过去”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回到文学永恒的艺术思想框架下，这种作品后来“说不过去”又是必然的。
如果把《骚动之秋》纳入“改革文学”的范畴来审视，相对于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柯云路的《新星》等作品，《骚动之秋》无论是在人物塑造上，还是语言结构上，都看不出任何的创新和进步。特别是，小说在内容上过度趋从于制度政策变化，在结构上简单停留在时空顺延的机械模式，在文本语言上更像那种苍白空洞的报告文学，整个作品缺乏起码的思想穿透力和艺术上感染力，无法带给读者审美愉悦和情感共鸣。
作者把笔墨主要聚焦于岳鹏程这个乡镇企业家身上，像记流水账似的记录了岳鹏程遭遇的苦难、大胆的变革以及心性的畸变。整个故事只是停留在事件表象上，既没有遵循生活的逻辑，也缺乏挖掘人性的深度，导致作品太过浅薄，甚至显得过于流俗。从某种意义讲，这部写乡镇企业的小说，也带着浓重的城乡接合部味道。作者的语言运用能力极为单薄，对改革年代的看法也很浅显，对社会生活呈现的种种变化也只是进行概括化表达，整体小说给人的感觉就是索然寡味。
这或许是因为作者刘玉民是报社通讯员出身，更擅长写通讯报道。他曾这样说：“自己能从一名新闻报道员成为一名作家，那段新闻生活起了奠基和桥梁的作用”。从新闻转向文学这条路，道阻且长。从某种意义讲，刘玉民凭《骚动之秋》在46岁时就获得茅奖，确实太过幸运。这样的成绩纵然有太多偶然，也仍是时代的犒赏，是生活的馈赠。只是，时代的赐予也不可能是无止境的，人也不可能永远躺在错位的功劳簿上，艺术的生命在于不断地突破与创新。遗憾的是，尽管刘玉民此后也写出过一些诸如《羊角号》《过龙兵》《八仙东游记》《东方奇人传》等作品，但还是没有说服力的总体成就来为当年的茅奖正名。随着时间推移，刘玉民也更多被冠以诗人、书法家的身份，以至于让茅奖作家这个更有光芒的身份渐然消隐。
经得起历史检验，从来就不靠态度自信，而是靠近作品实力。历史车轮滚滚向前，那些偏离艺术价值的作品，不论有何至高的荣誉符号，最终还是只能成为车辙下的碎屑，被污泥深埋在某个不为人知的地带。
白纸黑字，不负经典。不过，现实中，总有一些作品，明显辜负了经典，却堂而皇之地被陈列在经典的行列，接受着读者的集体膜拜，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文化的悲哀。
常有作家在介绍自己作品时，自信满满地说自己的作品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时间是公正的，但也是残酷的。作家写下的每个字，在时间面前都算数。是经典，是平庸，并不取决于一时喧嚣，而是由后来者评述。
事实上，一些误入经典行列的作品，最终也只能接受时间的冷眼。尽管茅奖代表中国文学最高荣誉，其中也同样不乏平庸之作。甚至，有些茅奖作品都不需要交给时间评定，甫一评出，荣誉衣袍加身，读者如炬的目光就立即发现，那只不过是一件皇帝的新装，遮挡不住其平庸。
刘 玉 民的《骚 动之秋》就是茅奖作品中归于沉寂的作品之一，长期处于被文学界和读者深度遗忘的状态。围绕这部作品，不论是检索相关研究文献，还是在图书市场查证其销售踪迹，抑或是到社交媒体上探寻读者评价，结果都是门前冷落鞍马稀。偶尔打捞出来一些评论篇什，内容也多是在表达对如此作品竟然能够获得茅奖而深感“遗憾”和“意外”。
比如，著名文学评论家洪治纲就曾对《骚动之秋》侥幸获奖这样评价：“如果要说它的获奖有什么更深的意味，那只能在文学之外，艺术之外。”
那么，“文学之外，艺术之外”的指向又是哪里？说白了，就是要抛开作品质量来看这部作品获得茅奖本身的玄机，就是直指这部作品本身并没有太多值得阐述的价值。这样评价很残酷，但，也很真实。
《骚动之秋》是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曾有这届的评委认为：“第四届茅盾文学奖无论如何是历届评奖中用时最长、波折最多、最富有戏剧性的一次，也是较为成功的一次评奖。其成功的主要意义在于它比较准确地反映了1989年到1994年间中国长篇小说创作取得的成就，保持了迄今为止中国当代文学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的荣誉。”显然，这样的认知，并不符合起码的逻辑。评选结果也证明，这届评奖离成功还有十万八千里。
“用时最长”，本身就是不成功的明证。第四届茅奖评选本应于1994年举行，评选作品范畴应是1989年—1993年之间出版的作品。然而，因为工作拖延，直到1995年，这届评奖才启动，评选作品的出版时间也延伸到1994年。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从启动评选到结果公布，时间竟然从1995年到了1998年。评选作品出版时间跨度长达6年，评奖时间跨度长达3年多，这两项“用时最长”都违背相关规则流程，已经严重影响到这项评奖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当然，第四届茅奖最大的不成功，还是体现在结果上。如果不是几经争议，才让《白鹿原》这部伟大作品得以修改版的形式入选，这届评奖的结果很可能平庸到不堪入目。事实上，此外的《白门柳》《战争和人》《骚动之秋》三部作品，现在看来显然都属于“经不起历史检验”的作品。其实，像《骚动之秋》这样的作品刚被推上茅奖殿堂，就让一些人大跌眼镜。这些年，《骚动之秋》遭受极度冷遇，在文学市场上已近于无声无息。
每个时代都应有每个时代的文学，但不论在何时，评判文学质量都不应背离艺术规律与价值要素。令人遗憾的是，符合第四届茅奖评选条件的同时期长篇小说，有太多在艺术和思想上，都要远远领先于《白鹿原》之外的其他作品。诸如张炜的《九月寓言》、贾平凹的《废都》、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朱苏进的《醉太平》、苏童的《米》和《我的帝王生涯》、二月河的《雍正皇帝》、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唐浩明的《曾国藩》、李锐的《旧址》等等作品，在审美视角和价值内涵上，都更有认同度。这些优秀作品全军覆没，特别是像张炜的《九月寓言》和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落选，只能说明，第四届茅奖评选是“比较失败”的。
后来，茅奖评选在价值取向上，之所以从单一评价作品向兼顾考量作家总体成就进行转变，或许正是因为这类“遗珠之嫌”已经成为巨大遗憾。只是，这种补救显得太过尴尬。不能以优秀代表作拿下茅奖、鲁奖这样的权威奖项，对作家和作品的影响力都有太多不利因素，也会成为一种文化不公和遗憾。比如，人们更喜欢张炜的《九月寓言》《古船》，而不是冗长之极的茅奖作品《我在高原》；人们更认同莫言的《檀香刑》，而不 是 茅 奖 作 品《蛙》。一再错过茅奖的余华甚至以一句“百分之九十的茅盾文学奖作品，不如莫言最差的一部”，直接表达对茅奖评选结果的嘲讽。
评委胡平在《我所经历的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奖》一文中，就写到《骚动之秋》获得茅奖的“偶然性”和“戏剧性”。原来，当年由23名成员组成的审读小组（读书班）筛选出来送给评委会的20部作品，并不包括《骚动之秋》。但根据评选规则，任何一名评委在有其他两名评委附议的前提下，就有权提出其他作品参评。《骚动之秋》就是在这种语境下被推荐出来的。这种情形与第三届茅奖评选中孙力、余小惠的《都市风流》“意外中奖”如出一辙。当然，这两部作品也都被普遍认为是茅奖作品中“较弱”的，弱到多年来几乎不被文学评论家们关注。
当然，这类作品能够进入某些评委“法眼”，原因也是因为题材符合当时的主流宣传需求，能够体现“时代精神”，满足“主题先行”的需要。比如，《骚动之秋》是反映农村改革现实的作品，内容顺应时代潮流。为此，胡平这样说：“至今改革题材小说在套路上相比《骚动之秋》等作品还没有显著的突破，因此《骚动之秋》的获奖也还说得过去。”
作为宣传工具，这样作品获奖“说得过去”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回到文学永恒的艺术思想框架下，这种作品后来“说不过去”又是必然的。
如果把《骚动之秋》纳入“改革文学”的范畴来审视，相对于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柯云路的《新星》等作品，《骚动之秋》无论是在人物塑造上，还是语言结构上，都看不出任何的创新和进步。特别是，小说在内容上过度趋从于制度政策变化，在结构上简单停留在时空顺延的机械模式，在文本语言上更像那种苍白空洞的报告文学，整个作品缺乏起码的思想穿透力和艺术上感染力，无法带给读者审美愉悦和情感共鸣。
作者把笔墨主要聚焦于岳鹏程这个乡镇企业家身上，像记流水账似的记录了岳鹏程遭遇的苦难、大胆的变革以及心性的畸变。整个故事只是停留在事件表象上，既没有遵循生活的逻辑，也缺乏挖掘人性的深度，导致作品太过浅薄，甚至显得过于流俗。从某种意义讲，这部写乡镇企业的小说，也带着浓重的城乡接合部味道。作者的语言运用能力极为单薄，对改革年代的看法也很浅显，对社会生活呈现的种种变化也只是进行概括化表达，整体小说给人的感觉就是索然寡味。
这或许是因为作者刘玉民是报社通讯员出身，更擅长写通讯报道。他曾这样说：“自己能从一名新闻报道员成为一名作家，那段新闻生活起了奠基和桥梁的作用”。从新闻转向文学这条路，道阻且长。从某种意义讲，刘玉民凭《骚动之秋》在46岁时就获得茅奖，确实太过幸运。这样的成绩纵然有太多偶然，也仍是时代的犒赏，是生活的馈赠。只是，时代的赐予也不可能是无止境的，人也不可能永远躺在错位的功劳簿上，艺术的生命在于不断地突破与创新。遗憾的是，尽管刘玉民此后也写出过一些诸如《羊角号》《过龙兵》《八仙东游记》《东方奇人传》等作品，但还是没有说服力的总体成就来为当年的茅奖正名。随着时间推移，刘玉民也更多被冠以诗人、书法家的身份，以至于让茅奖作家这个更有光芒的身份渐然消隐。
经得起历史检验，从来就不靠态度自信，而是靠近作品实力。历史车轮滚滚向前，那些偏离艺术价值的作品，不论有何至高的荣誉符号，最终还是只能成为车辙下的碎屑，被污泥深埋在某个不为人知的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