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时美
　　《夜晚知晓一切秘密》是吴佳骏散文集《我的乡村我的城》开篇第一篇，作者以内聚焦的视角通过对窗内外的世界的统摄，实现了“叙述者”“旁观者的‘我’”“参与者的‘我’”三重叙述视角的巧妙构造，贯联起人间底层共性的命运哀歌。而三重视角的身份互渗，体现着作者对底层社会芸芸大众那诚挚而深情的人文关怀。作者将窗外底层人物的命运与窗内孤独失意的“我”融解于那统一的深沉黑夜，以“旁观者”的姿态叙述着底层人的悲情与温存，以“意识流”的视野贯联出“我”的世界的落寞，以深情的文笔将窗内外的世界共融于同一种生存的焦虑、生活的失意与生命的荒野中，从而见证“我”与他们的同质性，我们同是夜色下疲惫的芸芸众生，最终实现了叙述者与“我”的共融互摄。而作者难能可贵的在于以真实的笔触和细腻的情思在黑夜的品味与困顿的挣扎中，努力而艰难地寻觅着苦难中的最大慰藉——疲惫而深沉的爱、勉力而激情的向往、艰难而执着的守护。作者以朴实的叙述方式描绘着人间一场场底层命运的悲凉与寒彻，却以诗性的文笔在苍凉的人世间筑造温情而坚毅的希望。
　　一、窗内视角的生命意义
　　作为文本中的主人公，“我”是一个从乡下闯入城市的中年作家，因工作原因而远离生活在县城里的家人，租住在一间三十平方米的房间里长达十年。这种重复、机械和寡淡的生活，导致“我”时常陷入对生命意义的怀疑和追问：“写作既改变不了这个时代的困境，也无法安顿作者的内心。更多的时候，它不过是一种无处安放的喧嚣。”作者对这一落魄作家的身份设定，既是为了开启故事中“旁观者的‘我’”的叙述，也透露着作者本人对多年写作的某种困顿的现实感知。在身份属性和生命意义的感知上，两者无疑具有某种精神互渗和生命联系。而文本中的“我”，一个与世界隔绝的孤独者，正是在这种生存焦虑、生活失意和生命意义丧失的困惑中成为一个绝佳的世界“旁观者”。通过深夜的一扇窗，洞悉共情于窗外的底层悲凉。也正是在这重身份叙事下，“我”窥见了窗外一个个悲情命运的“守夜人”。作为落魄的作家，无论是人文情怀的观照，抑或自身的现实困境感知，“我”与窗外的底层者有着强烈的同质性，“我”在精神和现实中都成为了“黑夜”中彻底的参与者。
　　作为苦难“参与者”的“我”，正是对窗外世界的情感共鸣，想起自己的生活世界，想起亲人那困顿的人生。九十岁高龄的奶奶，在她病情日益严重时，能够赡养她、孝顺她的后人却寥寥无几，“我”作为家族成员之一，没法置身事外，亲人的烦恼与疼痛也与其紧密联系，“我”不由地感叹：“我们看似都在尽孝，可我们又都是不孝的。”母亲因为照顾“我”的两个孩子，被迫留在县城生活，有时要隔一两个月，才能回乡与父亲团聚。回乡一天，劳作依然没有停止。母亲一辈子忍辱负重，吃尽生活的苦头，“我”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却无力改变现状。作者以真实细腻的笔触展示这个社会的常态，还聚焦了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女性易受抑郁症影响，“我”的妻子就是其中一员。“我”因为写作耗费大量时间，没有精力照顾家人，妻子虽聪明大度却饱含委屈，患上了抑郁症。“我”备受折磨，她的抑郁症一日不康复，“我”的失眠症就将永无穷期。这个苦难“参与者”的“我”，与窗外世界的每一个具象，都是黑夜的守护人。病重的奶奶、分离的父母、抑郁的妻子，让“我”心绪不宁、愧疚满怀。巨大精神压力使“我”无法将自己从失眠的痛苦中解救出来。
　　作为文本叙述的作者，探讨着这样一个深奥且复杂的问题，即人活着是为了什么？苦难生命的意义何在？作者以作家身份的“我”，道出他的看法，活着的意义在于责任，在于情感的羁绊。这也是作为“旁观者”和“参与者”的“我”所要确立的：在苦难的命运面前，一种生命意义来源于苦难本身的承受。这一点，作者以“我”的视角强调：“如果家人没有我，他们一定会重返生存的蛮荒，会顿觉失去了生活的意义。”“我”赋予了家人生活的价值与意义，同样的，也正是家人成为“我”生活下去的最直接也最具生命感受的真实存在，“我不只属于自己，也属于家人。”“假使没有他们，我的活着同样会是一片空白和虚无。因之，我的活着也就不单单是我的活着，我还在为我爱和爱我的人而活着。”这种相因共融的价值追寻，清醒地实现了苦难生命的意义确立。这种意义的确立无疑重合了作为叙述者的作者和作为“旁观者的‘我’”，文本内外实现了身份的互渗，使其具有了某种自传性的叙述意味。而这无疑也实现苦难命运叙述的双重拯救，即“旁观者”与“参与者”的精神解救，又强有力地避免了全篇苦难叙述、生命意义缺失。
　　二、窗外世界的人间慰藉
　　作为“守夜人”的“我”，通过黑夜里的一扇“窗”，连接起窗外的另一重悲情世界。作者以窗内外的隔离叙述，以“意识流”的精神私语，构建起两重精神世界，实现了悲情叙事的意象内涵营构，即“黑夜”下的生存焦虑与生命的荒芜、“灯光”下活着的期待与亲友的团聚、“门窗”暗示的世界逃避与生活挑战。作者用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失眠者”，以“我”的视野呈现出底层百姓的悲凉人生，以看似无望的生命叙述揭示出另一个底层的生命哲学——“活着”，并在一种冷峻的世界中寻觅不为人知的人间慰藉。
　　窗外世界的悲情叙事，隐含着一种苦难的生命审视。作者塑造了三幕“守夜人”的舞台戏。首先出场的“守夜人”，是一个生活困顿的五十多岁的老头，喜欢抽烟，经常半夜哭泣，后因交不起房租而被房东赶走。老头离开后，“我”从房东处得知，老头的儿子因欠债常年东躲西藏，他变卖房产仍不能替儿子还清债务。妻子受到刺激，焦虑过度，突发脑溢血去世。儿媳妇也因此与儿子离婚，带着孙子改嫁他人。第二位“守夜人”，是一个屋内供着骨灰罐的年轻酒吧女。她每次醉酒归来，不是躲在厕所狂吐，就是趴在床上唱歌，或者打电话给朋友放声哭诉。窗户边，少女抽烟时的落寞和憔悴，使“我”联想到失踪多年的抱养妹妹。因为思念妹妹的缘故，“我”在失眠状态中，心疼起对面那个夜夜与烟酒为伴的少女。最后是一对争吵不断的半路夫妻，女人经常趁丈夫不在家时虐待继女，小女孩却不敢将实情告知父亲。“我”有次从窗口看到了女人惩罚小女孩，便用手机偷偷拍下一段视频，呈报给了社区民警，也因此遭到了女人的怨恨。懦弱无能的男人不仅保护不了女儿，还怪“我”多管闲事，选择委屈女儿，息事宁人。第一幕代表着生存焦虑与生命荒芜的苦难，而人选择应对的只能是隐忍与承受。第二幕则是狂欢下的深沉孤独，解救的唯有一个真切的期待与亲人团聚的灵魂。最后则是逃避现实世界的破碎与勉强维持生活的勇气。
　　正如余华《活着》所揭示的主题一样，“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喊叫、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苦难、无聊和平庸。作者所要揭示的正是这种在一片荒漠的生命世界里，每个生命疲惫憔悴，却又坚韧地犁行于世间，去承担他们的责任与使命，守护自己的良知与真诚，也以他们认知的方式执着地守护着他的家庭。作者以“我”的姿态，站在浓稠的阴影里，感受夜的孤独与悲凉；在疲惫的人间里，感受生命震动的频率；在至情至性的文字中，始终保持着与尊严的人性、真诚的感情、坚韧的精神同频共振。正如其在文末深情地写道：“我唯有一个心愿：当我彻夜难眠的时候，本该入睡的所有人都能安睡。我愿意成为世人睡眠的守护人。”
　　正是在这种人文情怀的观照下，作者三重视野的身份相互渗透，借“旁观者”的视野冷峻地展示黑夜中艰难跋涉的普通民众，以“意识流”的视野寻觅着家庭困境中的温存与守侯，以深情的笔墨将窗内外的世界共融于同一种生存的焦虑、生活的失意与生命的荒野中，并昭示着苦难底层的生命哲学，一种活着的意义确认。
　　（作者系开州区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