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 师
小学共有四位老师。
朱老师毛笔字好，马老师算盘打得精，牛老师三字经背得熟，乡邻全都心里有数。但轮到自己的娃儿上学，大家都往田老师班上送。
乡下娃儿野蛮，尿憋急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掏出家伙抵到土墙教室的地脚石就冲。六月天上学，肩上搭起个衫衫，光起个胴胴，上课铃催几遍了，才冲到教室门口喊“报告”，缩在背后的手上还提着一串泥鳅麻鱼。大冷天一到，就吝啬洗脸洗脚，整得耳根后、颈项上、螺丝骨的泥垢一样厚。每期新生入学，都会遇到几个这样的学生，其他几位老师多是和风细雨、细雨润物，但总是润物无声，成效甚微。田老师不同，一遇到这样的娃儿，就拿出柳条教鞭，让娃儿摊开手掌，自己说打左手打右手、打几下。这一打，就相当于一顿“进门杀”，被打的娃儿要么哭着吵着不再上学，要么从此中规中矩，野性大收。乡下人，识字不多，但“黄荆条子出好人”的真理还是晓得的。所以那哭着吵着的，终归是瞎子点灯白费蜡，被家长一手揪着衣领，一手扬着响篙，生拉活扯送回到田老师班上。
除非和田老师照了面，否则家长和学生都不叫“田老师”的，叫“田袋袋儿”。“袋袋儿”是黄家坪对剃头匠的称呼。剃头匠嘛，再难的头都得剃，再难剃都剃得下来。现在我想，谁为田老师封的这个雅号，可称半个文学家。
我被送到田老师班上的时候，刚五岁。“抢班”读书，就是冲着田老师教一册班去的。第一天被大人押着瑟瑟抖抖往学校走，富财龙也被他奶奶押着上学。他奶奶说，“田袋袋儿”书教得好，有“押招”。那天她从学校过，亲见“田袋袋儿”在打人。那个学生站在黑板边，“田袋袋儿”一脚踹去，没踹到，脚上的鞋子“呼”的一声从讲台飞出了教室，全班没一个人敢笑，没挨到踹的学生还乖乖地给“田袋袋儿”把鞋子从操场捡回去，恭恭敬敬地说：“麻烦老师再踹一遍。”
因早就受了这些“学前教育”，田老师总让我感到不怒自威。其时他已五十多岁，身材矮小，写黑板最上一排的时候总是把脚踮起，擦最上一排的时候还要跳一跳。读了大半年，一次也没见田老师踹人，倒是见他用粉笔砸人，“枪法”特准。谁打瞌睡了，谁在课桌下玩杏米了，谁在数课间赢的烟盒，田老师洞若观火，掰节粉笔头，手一扬，粉笔头听话地划着弧线，越过许多排，准确地命中那人的额头。许是功多艺熟，田老师极少失手。万一失手，就边讲着课边走过去，一手按住那人的头，一手用粉笔在他额头杵上一个白点。这时，总让我莫名其妙想起，怕与隔壁的雏鸡混淆，大人在自家雏鸡头上做记号的情景。
田老师有一“必杀技”，可一招制敌。男生不听话的，派去跟女生坐。男生女生坐到一起，第一件事就是拿直尺认认真真量出课桌长度，正中划出楚河汉界，自此井水不犯河水，哪怕倒拐子掠过对方领空，也会遭到迎头痛击。富财龙跟张白之坐的时候，我们天天喊“张白之是你媳妇”，并且越是当着他家长的面喊得越凶，富财龙痛苦得脸红筋涨。喊的次数多了，字数也减省了，见到富财龙干脆直呼“张白之”，有次田老师上课喊：“张白之！”结果“刷刷”一下站起来一男一女。
有道是黄鼠狼不偷鸡，浪费一张皮。“田袋袋儿”不剃癞痢头，甚至让我们若有所思。终于有一回，田老师处理两个学生的纠纷，让我们开了眼界，一唱三叹。
时近中秋，教室突然冲进一位中年妇人，跪在地上抱着田老师的腿一阵号啕。随着她一阵阵前仰后合，田老师的腿和身子也被她扳得有节奏地晃。这个妇人是田老师30年前的学生，她的儿子雷黑子，也是田老师的学生，他母亲相当于他的学姐。雷黑子以壮欺老，常打这位长他30年发蒙的学姐。田老师听她哭完，捡起课上没收的几根跳绳，跑到雷家院子，当着一院子看热闹的人，反剪起雷黑子双手，把他捆在了大榆树上。田老师从猪圈屋拿来一根吆猪的响篙，交给雷黑子的妈，叫她想打几下就打几下。雷黑子的妈当真拿起响篙，一边流泪一边抽起雷黑子来。抽了一阵，田老师问：“打够没得？”雷黑子的妈说：“打够了。”田老师便解了跳绳，雷黑子一屁股塌到地上，痛哭流涕，威风扫地。
田老师如今年届八旬，两只从前能够精确发射粉笔头的手总是抖个不停。前不久是田老师的生日，城里的二十多个学兄邀约着接他到城里玩，田老师深思熟虑做了回总结：“跟我交情最深的、出息最大的，全是被我打过的。”
我说：“我没挨过您的打。”
他说他教几十年书，打几十年人，只有一回踢了一个学生的“麻筋”，学生倒地双脚乱弹，吓得自己脸色煞白，发誓退休前的五年不再打人。
“你正撞到这五年里来了。”他摸了摸我的头说。
二
人生识字糊涂始。
“一点一横一大拖，中间夹个麻雀窝，左一拖，右一拖，一拖一拖又一拖。”我们村的孩子，认得的第一个字，不是“一”，也不是自己的姓名，多半先认识这个“廖”字。
教认这个字的人，不姓廖，姓郭。他拥有一个公共称呼：干爷。那时的干爹，不含贬义，干爷就是干爹。
干爷一只脚长，一只脚短，眼睛也不好使，不能下地干活。他的短处，在其他方面得到了恰好的弥补。
村里风俗，小孩不好带，就认个干爷。要么是杀猪匠，杀气重，能压邪；要么是乞丐或残疾人，所谓虱多不痒，账多不愁，反正都那样了，能以残破之身捎走干儿子灾病，不但无怨，还算积德。
干爷记性好，嘴劲儿足。干儿子环绕的时候，不厌其烦，讲“中间夹个麻雀窝”，讲“你也长我也长，中间干夹个马儿郎”，教“大月亮小月亮，哥起来学篾匠”，教“三十晚上大月亮，强盗出来偷水缸”……
一群不知幼儿园为何物的孩子，懵懂之中，被干爷进行了文字和文学的启蒙，牢记或受益一生。
一个作者投稿没注标点的诗，并表示对标点向来不在乎。作家冯达诺回信说：“我对诗向来不在乎，下次只寄标点来，诗由我填好了。”
邓老师教语文，他讲标点符号重要，可不是这样讲的。这位民办老师农忙之时，常常来不及洗净脚上的泥，又赶到讲台上为我们上课。
他在黑板上写“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提问主人到底是要留客还是赶客人走？
我们全来了兴趣。按照我们的智商，当场便能得意地找出两种答案。长大以后知道，这竟然有8种断句方式。
趁着兴致，邓老师还抛出一句“养猪大如山老鼠头头死/酿酒缸缸好造醋坛坛酸”。按照我们的智商，也当场找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答案。
词性分11种，我们记不住。邓老师说：“名动形、数量代、副介连助叹。”
划分句子成分，基本属于乡村孩子的尖端科学。邓老师说：“有口诀，主谓宾定状补，主干枝叶分清楚，主干成分主谓宾，‘的’定‘地’状‘得’为补。”
邓老师自费征订了班上唯一的刊物，即是后来某位网络红人宣称的名著《故事会》，它是我们能够放眼山外的独有通道。邓老师让我们听故事，还郑重地告诉我们，写故事可以赚钱。一段时间，估计远在上海的这家刊物，可能密集收到了重庆某所山村小学的投稿。
在老家，无论对方怎样讲，彼此都能明白“会飞的灰机是飞机”；孙深生森僧，一概念“森”，但在具体的语境中，彼此都能意会哪指孙子、哪指和尚。
进了师范，老师说，这怎么行，你们将为人师，发音要准，字形要对，字义不仅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那些老师，似乎楼板上铺席子——高一篾片。他们不但这样教，还将成果写成论文，成为评职称的要件。
比如汉字中的很多字，长相大同小异，难免似是而非。老师说“戌”横“戍”点“戊”中空，十字交叉就念“戎”。
比如讲仓颉造字，讲象形、会意、形声，居然还能讲出造错了的字。老师指出：“‘射’和‘矮’，完全造反了，寸身为矮，委矢是射。”
教“语基”的老师，解决我们H、F不分的老大难，编出顺口溜，似乎还有故事情节：“方番甫，非凡父，乏福分，伐服夫，伏风峰，弗反复。”
师范毕业，入伍教师行业，一直教语文。后来，村里城里，内地沿海，颠来倒去，但万变不离以文字糊口。有时，会突然反问自己为什么总在文字的河流里掬一瓢饮？
偶一回头，似乎看到，这与干爷、与老师都有关联。也许，是他们指明了文字密林里的河床，而我恰好找到了他们手指的文字航向。
三
和一位陌生人见面，让我记住了那个格外美丽的春天。
工友“饼子”交游极广，贺卡平信多得叫人眼馋。一日收到一封自称“金锁链”的“上帝福音”，文首极尽诱惑怂恿之能事，文中则阴森森血淋淋不忍卒读。文末再三警告若九日内不将此信抄写二十份寄出，文中某某便是你的下场：乘车车翻，坐船船覆，走路也会被摔下的飞机砸个身首异处。偏偏“饼子”的工作注定她得天天乘车走路，为免“肝脑涂地”之虞，她赶紧依计炮制。“饼子”虽一介弱女，然义气尚存，决不将飞来横祸转嫁熟人朋友，寄信时便把一半寄给了外厂的老板经理，一半按杂志发表的地址寄给了骚客文人。
平白无故遭饼子“陷害”的倒霉蛋中，偏偏有位不怕死的文人，竟将“金锁链”原路退回，且力陈此链荒诞无稽，安慰“饼子”莫往心里去。年关，文人还给“饼子”邮了年卡，弄得“饼子”尴尬不已。
我弃下教鞭浪迹南粤之始，工厂的机械化让人有些窒息。宿舍的对门是间令人想入非非的公众夫妻房，隔壁是个昏天黑地的麻将窝。抽身去厂外，书摊的杂志封面裸呈着白晃晃的人肉，影视厅的广告牌比杂志封面更为开放大胆。接受友人的建议，去听演唱会，那“明星”似乎穿着衣服演唱很不舒服，就将衣服一层层地剥，观众便伸长了鹅颈看，每到台下屏息敛声，便是台上剧情到了高潮。
此种氛围之下，为了显示存在，我便继续写点东西。
在广东鼓捣出来的第一篇东西叫《幺爸》，其中掺杂些神神鬼鬼的西部民俗。
经“饼子”引荐，揣了文稿，惴惴地去见那位“金锁链”文人，文人正在洗衣服。等他露面的时候，我便见到一个魁梧的南方汉子，说话时声音洪亮，中气十足，喉音极重，仿佛总有一大团话在嗓子眼排列着，巴望着舌头尽快把它们发射出来。文人笑起来极其豪爽，那笑声具有一种磁性的感染力，仿佛《月儿湾的笑声》结尾时冒富大叔发出那种，爽朗坦诚来自肺腑。弄清我跟“饼子”的饮食取向，文人高兴地说：“好，我请客，到‘庄稼院’去。”
“庄稼院”是家川菜馆，文人本是本土人，只吃粤菜。为陪我们吃川菜，他便一边吞白开水，一边嘶哈着吃麻辣鲜，令“饼子”和我感激。这一感激起来，文稿的事不便再谈。况且第一次见面，原本有事求他，倒让他做了东，心里很是过意不去。
然而文人很快打了电话到工厂找我，说文章写得极好，只是题中的“幺爸”不知确切为何物。解释了半天，他说，广东人都叫“细叔”。文章见报时，他保留了“幺爸”的称呼，加了个“细叔”的诠释。
不久文人又打来电话，还是喉音极重的腔调，告知我的一篇文章被《青年文摘》转了，说完竟自“哈哈哈哈”大乐起来，那极具穿刺力的快乐仿佛要你感染的不是你成功了一篇文章，而是他摔一个跟头却捡了个宝贝媳妇。
春节临近，应邀到虎门文学社赴会。到会之后，发现文人周围竟有四五十位文学爱好者，全是广东以外的外来工。作为广东土著，他盛赞外来工们“不是猛龙不过江”，还对每个人的作品进行了点评。第二天，《东莞日报》报道了这次文学活动，标题就是《不是猛龙不过江》。对他进一步了解，得知这位众人口中的“陈老师”，是中国作家协会知名作家、广东文学院专业作家、原《少男少女》杂志副总编辑陈庆祥。
次年八月，我回乡参考，谋到以文为生的岗位。夜深，从《文化苦旅》的厚重艰涩中抬起头，迎面扑来了朗月清风和蛙鼓稻香，不觉想起一句诗来：“月下的稻子正在灌浆”。
灌浆的稻子带给农人收获般的喜悦，但也有农人专事耕耘不问收获，比如陈庆祥先生。
不知不觉，月满心窗。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研究员）
朱老师毛笔字好，马老师算盘打得精，牛老师三字经背得熟，乡邻全都心里有数。但轮到自己的娃儿上学，大家都往田老师班上送。
乡下娃儿野蛮，尿憋急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掏出家伙抵到土墙教室的地脚石就冲。六月天上学，肩上搭起个衫衫，光起个胴胴，上课铃催几遍了，才冲到教室门口喊“报告”，缩在背后的手上还提着一串泥鳅麻鱼。大冷天一到，就吝啬洗脸洗脚，整得耳根后、颈项上、螺丝骨的泥垢一样厚。每期新生入学，都会遇到几个这样的学生，其他几位老师多是和风细雨、细雨润物，但总是润物无声，成效甚微。田老师不同，一遇到这样的娃儿，就拿出柳条教鞭，让娃儿摊开手掌，自己说打左手打右手、打几下。这一打，就相当于一顿“进门杀”，被打的娃儿要么哭着吵着不再上学，要么从此中规中矩，野性大收。乡下人，识字不多，但“黄荆条子出好人”的真理还是晓得的。所以那哭着吵着的，终归是瞎子点灯白费蜡，被家长一手揪着衣领，一手扬着响篙，生拉活扯送回到田老师班上。
除非和田老师照了面，否则家长和学生都不叫“田老师”的，叫“田袋袋儿”。“袋袋儿”是黄家坪对剃头匠的称呼。剃头匠嘛，再难的头都得剃，再难剃都剃得下来。现在我想，谁为田老师封的这个雅号，可称半个文学家。
我被送到田老师班上的时候，刚五岁。“抢班”读书，就是冲着田老师教一册班去的。第一天被大人押着瑟瑟抖抖往学校走，富财龙也被他奶奶押着上学。他奶奶说，“田袋袋儿”书教得好，有“押招”。那天她从学校过，亲见“田袋袋儿”在打人。那个学生站在黑板边，“田袋袋儿”一脚踹去，没踹到，脚上的鞋子“呼”的一声从讲台飞出了教室，全班没一个人敢笑，没挨到踹的学生还乖乖地给“田袋袋儿”把鞋子从操场捡回去，恭恭敬敬地说：“麻烦老师再踹一遍。”
因早就受了这些“学前教育”，田老师总让我感到不怒自威。其时他已五十多岁，身材矮小，写黑板最上一排的时候总是把脚踮起，擦最上一排的时候还要跳一跳。读了大半年，一次也没见田老师踹人，倒是见他用粉笔砸人，“枪法”特准。谁打瞌睡了，谁在课桌下玩杏米了，谁在数课间赢的烟盒，田老师洞若观火，掰节粉笔头，手一扬，粉笔头听话地划着弧线，越过许多排，准确地命中那人的额头。许是功多艺熟，田老师极少失手。万一失手，就边讲着课边走过去，一手按住那人的头，一手用粉笔在他额头杵上一个白点。这时，总让我莫名其妙想起，怕与隔壁的雏鸡混淆，大人在自家雏鸡头上做记号的情景。
田老师有一“必杀技”，可一招制敌。男生不听话的，派去跟女生坐。男生女生坐到一起，第一件事就是拿直尺认认真真量出课桌长度，正中划出楚河汉界，自此井水不犯河水，哪怕倒拐子掠过对方领空，也会遭到迎头痛击。富财龙跟张白之坐的时候，我们天天喊“张白之是你媳妇”，并且越是当着他家长的面喊得越凶，富财龙痛苦得脸红筋涨。喊的次数多了，字数也减省了，见到富财龙干脆直呼“张白之”，有次田老师上课喊：“张白之！”结果“刷刷”一下站起来一男一女。
有道是黄鼠狼不偷鸡，浪费一张皮。“田袋袋儿”不剃癞痢头，甚至让我们若有所思。终于有一回，田老师处理两个学生的纠纷，让我们开了眼界，一唱三叹。
时近中秋，教室突然冲进一位中年妇人，跪在地上抱着田老师的腿一阵号啕。随着她一阵阵前仰后合，田老师的腿和身子也被她扳得有节奏地晃。这个妇人是田老师30年前的学生，她的儿子雷黑子，也是田老师的学生，他母亲相当于他的学姐。雷黑子以壮欺老，常打这位长他30年发蒙的学姐。田老师听她哭完，捡起课上没收的几根跳绳，跑到雷家院子，当着一院子看热闹的人，反剪起雷黑子双手，把他捆在了大榆树上。田老师从猪圈屋拿来一根吆猪的响篙，交给雷黑子的妈，叫她想打几下就打几下。雷黑子的妈当真拿起响篙，一边流泪一边抽起雷黑子来。抽了一阵，田老师问：“打够没得？”雷黑子的妈说：“打够了。”田老师便解了跳绳，雷黑子一屁股塌到地上，痛哭流涕，威风扫地。
田老师如今年届八旬，两只从前能够精确发射粉笔头的手总是抖个不停。前不久是田老师的生日，城里的二十多个学兄邀约着接他到城里玩，田老师深思熟虑做了回总结：“跟我交情最深的、出息最大的，全是被我打过的。”
我说：“我没挨过您的打。”
他说他教几十年书，打几十年人，只有一回踢了一个学生的“麻筋”，学生倒地双脚乱弹，吓得自己脸色煞白，发誓退休前的五年不再打人。
“你正撞到这五年里来了。”他摸了摸我的头说。
二
人生识字糊涂始。
“一点一横一大拖，中间夹个麻雀窝，左一拖，右一拖，一拖一拖又一拖。”我们村的孩子，认得的第一个字，不是“一”，也不是自己的姓名，多半先认识这个“廖”字。
教认这个字的人，不姓廖，姓郭。他拥有一个公共称呼：干爷。那时的干爹，不含贬义，干爷就是干爹。
干爷一只脚长，一只脚短，眼睛也不好使，不能下地干活。他的短处，在其他方面得到了恰好的弥补。
村里风俗，小孩不好带，就认个干爷。要么是杀猪匠，杀气重，能压邪；要么是乞丐或残疾人，所谓虱多不痒，账多不愁，反正都那样了，能以残破之身捎走干儿子灾病，不但无怨，还算积德。
干爷记性好，嘴劲儿足。干儿子环绕的时候，不厌其烦，讲“中间夹个麻雀窝”，讲“你也长我也长，中间干夹个马儿郎”，教“大月亮小月亮，哥起来学篾匠”，教“三十晚上大月亮，强盗出来偷水缸”……
一群不知幼儿园为何物的孩子，懵懂之中，被干爷进行了文字和文学的启蒙，牢记或受益一生。
一个作者投稿没注标点的诗，并表示对标点向来不在乎。作家冯达诺回信说：“我对诗向来不在乎，下次只寄标点来，诗由我填好了。”
邓老师教语文，他讲标点符号重要，可不是这样讲的。这位民办老师农忙之时，常常来不及洗净脚上的泥，又赶到讲台上为我们上课。
他在黑板上写“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提问主人到底是要留客还是赶客人走？
我们全来了兴趣。按照我们的智商，当场便能得意地找出两种答案。长大以后知道，这竟然有8种断句方式。
趁着兴致，邓老师还抛出一句“养猪大如山老鼠头头死/酿酒缸缸好造醋坛坛酸”。按照我们的智商，也当场找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答案。
词性分11种，我们记不住。邓老师说：“名动形、数量代、副介连助叹。”
划分句子成分，基本属于乡村孩子的尖端科学。邓老师说：“有口诀，主谓宾定状补，主干枝叶分清楚，主干成分主谓宾，‘的’定‘地’状‘得’为补。”
邓老师自费征订了班上唯一的刊物，即是后来某位网络红人宣称的名著《故事会》，它是我们能够放眼山外的独有通道。邓老师让我们听故事，还郑重地告诉我们，写故事可以赚钱。一段时间，估计远在上海的这家刊物，可能密集收到了重庆某所山村小学的投稿。
在老家，无论对方怎样讲，彼此都能明白“会飞的灰机是飞机”；孙深生森僧，一概念“森”，但在具体的语境中，彼此都能意会哪指孙子、哪指和尚。
进了师范，老师说，这怎么行，你们将为人师，发音要准，字形要对，字义不仅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那些老师，似乎楼板上铺席子——高一篾片。他们不但这样教，还将成果写成论文，成为评职称的要件。
比如汉字中的很多字，长相大同小异，难免似是而非。老师说“戌”横“戍”点“戊”中空，十字交叉就念“戎”。
比如讲仓颉造字，讲象形、会意、形声，居然还能讲出造错了的字。老师指出：“‘射’和‘矮’，完全造反了，寸身为矮，委矢是射。”
教“语基”的老师，解决我们H、F不分的老大难，编出顺口溜，似乎还有故事情节：“方番甫，非凡父，乏福分，伐服夫，伏风峰，弗反复。”
师范毕业，入伍教师行业，一直教语文。后来，村里城里，内地沿海，颠来倒去，但万变不离以文字糊口。有时，会突然反问自己为什么总在文字的河流里掬一瓢饮？
偶一回头，似乎看到，这与干爷、与老师都有关联。也许，是他们指明了文字密林里的河床，而我恰好找到了他们手指的文字航向。
三
和一位陌生人见面，让我记住了那个格外美丽的春天。
工友“饼子”交游极广，贺卡平信多得叫人眼馋。一日收到一封自称“金锁链”的“上帝福音”，文首极尽诱惑怂恿之能事，文中则阴森森血淋淋不忍卒读。文末再三警告若九日内不将此信抄写二十份寄出，文中某某便是你的下场：乘车车翻，坐船船覆，走路也会被摔下的飞机砸个身首异处。偏偏“饼子”的工作注定她得天天乘车走路，为免“肝脑涂地”之虞，她赶紧依计炮制。“饼子”虽一介弱女，然义气尚存，决不将飞来横祸转嫁熟人朋友，寄信时便把一半寄给了外厂的老板经理，一半按杂志发表的地址寄给了骚客文人。
平白无故遭饼子“陷害”的倒霉蛋中，偏偏有位不怕死的文人，竟将“金锁链”原路退回，且力陈此链荒诞无稽，安慰“饼子”莫往心里去。年关，文人还给“饼子”邮了年卡，弄得“饼子”尴尬不已。
我弃下教鞭浪迹南粤之始，工厂的机械化让人有些窒息。宿舍的对门是间令人想入非非的公众夫妻房，隔壁是个昏天黑地的麻将窝。抽身去厂外，书摊的杂志封面裸呈着白晃晃的人肉，影视厅的广告牌比杂志封面更为开放大胆。接受友人的建议，去听演唱会，那“明星”似乎穿着衣服演唱很不舒服，就将衣服一层层地剥，观众便伸长了鹅颈看，每到台下屏息敛声，便是台上剧情到了高潮。
此种氛围之下，为了显示存在，我便继续写点东西。
在广东鼓捣出来的第一篇东西叫《幺爸》，其中掺杂些神神鬼鬼的西部民俗。
经“饼子”引荐，揣了文稿，惴惴地去见那位“金锁链”文人，文人正在洗衣服。等他露面的时候，我便见到一个魁梧的南方汉子，说话时声音洪亮，中气十足，喉音极重，仿佛总有一大团话在嗓子眼排列着，巴望着舌头尽快把它们发射出来。文人笑起来极其豪爽，那笑声具有一种磁性的感染力，仿佛《月儿湾的笑声》结尾时冒富大叔发出那种，爽朗坦诚来自肺腑。弄清我跟“饼子”的饮食取向，文人高兴地说：“好，我请客，到‘庄稼院’去。”
“庄稼院”是家川菜馆，文人本是本土人，只吃粤菜。为陪我们吃川菜，他便一边吞白开水，一边嘶哈着吃麻辣鲜，令“饼子”和我感激。这一感激起来，文稿的事不便再谈。况且第一次见面，原本有事求他，倒让他做了东，心里很是过意不去。
然而文人很快打了电话到工厂找我，说文章写得极好，只是题中的“幺爸”不知确切为何物。解释了半天，他说，广东人都叫“细叔”。文章见报时，他保留了“幺爸”的称呼，加了个“细叔”的诠释。
不久文人又打来电话，还是喉音极重的腔调，告知我的一篇文章被《青年文摘》转了，说完竟自“哈哈哈哈”大乐起来，那极具穿刺力的快乐仿佛要你感染的不是你成功了一篇文章，而是他摔一个跟头却捡了个宝贝媳妇。
春节临近，应邀到虎门文学社赴会。到会之后，发现文人周围竟有四五十位文学爱好者，全是广东以外的外来工。作为广东土著，他盛赞外来工们“不是猛龙不过江”，还对每个人的作品进行了点评。第二天，《东莞日报》报道了这次文学活动，标题就是《不是猛龙不过江》。对他进一步了解，得知这位众人口中的“陈老师”，是中国作家协会知名作家、广东文学院专业作家、原《少男少女》杂志副总编辑陈庆祥。
次年八月，我回乡参考，谋到以文为生的岗位。夜深，从《文化苦旅》的厚重艰涩中抬起头，迎面扑来了朗月清风和蛙鼓稻香，不觉想起一句诗来：“月下的稻子正在灌浆”。
灌浆的稻子带给农人收获般的喜悦，但也有农人专事耕耘不问收获，比如陈庆祥先生。
不知不觉，月满心窗。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