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卑微也要活出腰杆挺直的样子
【作品简介】
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1989—1994)《白鹿原》,是作家陈忠实历时6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小说通过讲述陕西关中地区白鹿原上白家和鹿家两大家族祖孙三代的恩怨纷争,展现了从清朝末年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化。作品以厚重的历史感和复杂的人物形象著称,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
题记:家族对抗,世代纠葛;宗法制度,民族秘史。
人是由肉体和精神组成的,精神和肉体关系是联系的,是复杂的,是深刻的。“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说的正是肉身和精神的差别。
沉重的肉身,要靠骨架来支撑,好的骨架往往是又硬又直的。有精神气节的人,常被说成是有“骨气”,其中不难看出,骨头对人的身心影响有多么重要。有了骨头,人类就不同于无脊椎动物。正因如此,网上才会有这样热语——“可以卑微如尘土,不可扭曲如蛆虫”。
对人的肉身伤害,最残酷的莫过于挑断筋骨、打断脊梁骨。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里黄药师对徒弟就下了挑筋的狠手,而陈忠实小说《白鹿原》里的黑娃,则对白嘉轩使出了打断脊梁骨的狠招。
黑娃的父亲鹿三是白嘉轩的长工,尽管白嘉轩对他一家多有照拂,让黑娃和自己儿子一起读书,对其视若己出,但黑娃就是不喜欢白嘉轩,宁愿出远门打工也坚决拒绝接替父亲继续给白嘉轩当长工。后来,黑娃当了土匪,把白嘉轩的腰打弯,理由就是“那人的毛病出在腰里,腰杆儿挺得太硬太直。我自小看见他的腰就难受。”此后,白嘉轩弯腰行走的样子,像极了一条狗。
忍受不了别人直起腰杆的样子,喜欢看着别人在自己面前弓着身子,这是一种心病。这种心病,有时是黑娃这种在主人面前的极度自卑,有时是像黄药师这样在徒弟面前的极具权威。鲁迅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中国的脊梁要想不弯,就得让人人都能活成腰杆挺直的样子。
在《白鹿原》卷首处,陈忠实引用了巴尔扎克那句“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作为一部“寻根文学”作品,《白鹿原》就是在引领着广大读者寻找能够支撑自己腰杆挺直的“根”。这种文化的根,是传统与现代的接续,是肉体和精神的契合。陈忠实曾说:“回首往事我唯一值得告慰的就是:在我人生精力最好、思维最敏捷、最活跃的阶段,完成了一部思考我们民族近代以来历史和命运的作品。”
上世纪80年代,陈忠实与路遥、贾平凹并称为陕西文坛“三驾马车”。路遥的《人生》出版后引起读者强烈反响,这对陈忠实触动很大。后来,陈忠实回到老家,远离尘嚣,潜心创作。当时他就说:“我要创作一本死了以后,可以放在棺材里垫头作枕的书。”几年后,《白鹿原》问世,陈忠实果真做到了。
《白鹿原》应该是茅奖作品中最配得上以“史诗巨作”来形容的作品了。对此,作者生前无须脸红,死后睡得坦荡。当然,茅奖作品中被称为“史诗性”的作品不少,不过,很多已经属于“死尸型”。事实证明,《白鹿原》是经得起检验的作品。只不过,陈忠实拿下茅奖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遭遇过几乎被“打弯腰”的隐痛。
如今打捞《白鹿原》评奖时的太多隐秘细节,仍有太多难以直言的尴尬。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选曾被称为“用时最长、波折最多、最富有戏剧性”,原因正是《白鹿原》中有些涉及政治表达和性事描写的内容,遭遇到个别评奖领导的抵制,导致这届评奖一拖再拖。不过,这部作品还是以其强大的艺术魅力,让反对者请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禁不住率先为它正名,对其中被质疑的细节予以廓清。因为考虑个别反对者的意见,最终由相关评委与陈忠实商量,让其同意《白鹿原》以“修订本”形式获奖。尽管这种方式在张洁《沉重的翅膀》参评过程中曾出现过,但那时已有面世的“修订本”,而《白鹿原》则是在“修订本”尚未修订的情况下就获奖了,如此评奖过程,让人匪夷所思,也让人深感悲哀。
无论如何,《白鹿原》获奖都给了这个奖和相关评委长久的体面。尽管茅奖评选素有争议,出现过不少遗珠之举,但如果连《白鹿原》都落选,这个奖的权威性势必大大受损,也必然会扰乱当时的审美判断标准。让作者重新出版一本“修订本”,其实是在提供一份加了保险的双向体面。如今近30年过去了,很多人对这段文学往事早已淡漠,但权力干预艺术的文化警示却不能遗忘。
陈忠实参评茅奖时被撞了一下腰,这是文学的隐痛。在得知《白鹿原》获奖后,贾平凹曾这样感言:“其实,在读者和我的心中,《白鹿原》五年前就获奖了。现今的获奖,带给我们的只是悲怆之喜,无声之笑……作品的意义并不在于获奖,就《白鹿原》而言,它的获奖重在给作家有限的生命中一次关于人格和文格的正名。”何以悲怆?何以无声?如果对这种权力撞击、折弯、压垮专业人又硬又直的腰杆行为不加反思,就只会让更多人经受这样的伤腰之痛,只能躬身独行于冷瑟的专业领地。
中国当代小说很少有像《白鹿原》这样中正、深刻、创新的佳作。不论是叙事结构还是语言意象,《白鹿原》都是独特的、极致的。陈忠实在讲述写作经验时,强调作家穷其一生的创作探索,就是“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陈忠实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话语风格,展示出独立的表达技巧。《白鹿原》开篇就以一句“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拉开叙事大幕,其话语节奏风格,比起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那句开篇更加契合中国读者的心理,更能释放出一种难以言述的魅力。陈忠实的语言既是雄浑厚实的,又是细腻灵动的;既能传递出西北平原的苍茫悲凉之感,又能触摸到情感深处的细微颤动。
《白鹿原》中有大量性描写,读来却不显俗、不露欲,只有疼,只有伤。很多性描写与田小娥有关。田小娥美貌妖娆,性感妩媚,她被父亲硬嫁给70多岁的郭举人做小妾。在遇到年轻力壮的黑娃后,田小娥主动投其怀抱,尽情释放爱和欲。“偷情”败露后,田小娥被定性为“坏人”,回不得娘家家门,入不得夫家祠堂,得不到世人尊重。田小娥死后,白鹿原发生瘟疫,人们把田小娥归为肇因。对此,白嘉轩宣告:“我今日把话当众说清,我不光不给她修庙,还要给她造塔,把她烧成灰压到塔底下,叫她永世不得见天日。”
这是一个被侮辱、被损害、被利用、被残害、被镇压的可怜女子,陈忠实用12个字来概括其一生:生的痛苦,活的痛苦,死的痛苦。值得注意的是,鹿三和白嘉轩这两个小说中看似最正派的人,却成为田小娥的加害者。白嘉轩背负着封建道德,推行“仁义”,不论经历怎样的天灾人祸,他都能保持腰板挺直,然而,因为封建思想和宗法制度,他有时又展现出残忍吃人的一面。在《白鹿原》中,这种“互害”无处不在。漫长的封建伦理规范,长期积淀的文化心理,让人们在传统迈向现代的过渡地带,不经意间就陷进政治、制度、人性、文化的互害陷阱。
《白鹿原》不仅能把故事讲得极其动人,而且还提供了大量可以进行深度思考的切口。小说中有很多人物都成为当代文学的经典形象。推崇儒学的朱先生是传道者,是启蒙者,是新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的倡导者;鹿兆鹏是封建礼教的反抗者,也是先进文明的践行者;鹿子霖是一个粗鄙淫荡的流氓,也是一个阴狠邪恶的小人……白鹿两家的爱恨情仇、纠葛冲突,很多时候正是传统的道德伦理体系与新的社会治理格局发生对抗碰撞的结果。因为没能弥合其中的断裂地带,很多人都只能活成无法直起腰杆行走的人。
陈忠实曾说:“一个民族的发展充满苦难和艰辛,对于它腐朽的东西要不断剥离,而剥离本身是一个剧痛的过程。”现在,人们行走在通往现代文明的过渡地带,传统的宗法文化有时是一座桥梁,有时也是一个路障;人性的欲望有时在敲响自由的鼓声,有时就将人引到可怕的沼泽地带。不论如何,哪怕生命再卑微,都应在自由和文明的框架下,努力活成腰杆又硬又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