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老头”的秘密身份
三十几年前，我还是个七八岁孩童的时候，村里来了个六十多岁的老头，住在村北三间破瓦房里，据说刚从火药厂退休。关于他的来历，没人知晓。这老头不怎么喜欢与人交流，古怪得很，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怪老头”。
“怪老头”走路姿势与村里人大不同，他走路的时候总是挺胸抬头，步伐稳健，胳膊还有规律地摆动。打他从眼前走过，我们一群小毛孩，就跟在后面有样学样。有一次，他突然回头，看见一群小毛孩在学他，吓得我们立即停下来。他冲我们一笑，挥手召唤我：“过来，小子，我教你。”
“才不要他教呢！”我连连后退，心虚地对小伙伴说：“我又不是‘怪老头’。”
第二天，我背着小伙伴，一个人偷偷溜进“怪老头”家。“怪老头”比我母亲还爱整洁，三间破旧的房子被收拾得井井有条、一尘不染，床上的被子叠得像豆腐，四四方方、棱角分明。
我进去的时候，“怪老头”正在码柴，那些从山上扛回来的粗壮树干被他劈成差不多大小的柴条，然后一一整齐地码放。他码好柴，从灶膛里掏出两个温热的烤山芋，递到我探出的小脑袋面前，原来他早就发现了我。闻见喷香的烤山芋，我馋着嘴，羞赧地接过它们，连声谢谢也没说，一溜烟地跑了。
晚饭时候，我在桌上讲起白天的事，被父亲训斥了一顿。父亲是村里少有的“略有见识”的人，他根据“怪老头”奇怪的走姿以及豆腐块的被子，推测出老人当过兵。然后一脸严肃地对我说：“对老兵要尊重，我当年就是在牛棚被一群当兵的人救了，没有我，就没有你。”
听了父亲的话，我遇见“怪老头”，总会毕恭毕敬地招呼一声“爷爷好”。他挥挥手，笑而不语。
不久，村里又有人议论“怪老头”是劳改重犯。我将信将疑，愣头青似的跑去问“怪老头”：“他们说你杀过人，做过劳改犯，是不是？”
“怪老头”脸色铁青，十分震惊地看着我，吓得我一阵哆嗦，噌地起身逃走了。
打那以后，我总是远远地躲着“怪老头”，有时眼看就要迎面碰上，立即调转头，生怕被他“灭”了。
寒来暑往，任凭村里人如何议论他，“怪老头”从不辩解，独来独往，自得其乐。每天天蒙蒙亮，“怪老头”照旧按时起床外出劳作，一年四季从未间断，俨然成了村里的“活钟表”。他在村北开了一片镐头地种植些蔬菜，闲暇的时候背起篓子四处去拾荒。
十几年过去，我这个村头的毛头小子也走上了三尺讲台，成了一名中学教师。想起当年我的幼稚行为只觉滑稽可笑，而“怪老头”的身份在我眼里，如同尼斯湖水怪一样，依然是未解之谜。我变着法子跟他套近乎：“老人家，您叫什么名字，过去是不是当过兵打过仗？”“怪老头”总是顾左右而言他，绝不接这话茬。
见八十几岁的老人还在种地、捡垃圾，我于心不忍，提出想帮他，一说起类似申请补贴的话，话还没说完，就被他一口拒绝：“走开，我不需要。”气得我心里直犯嘀咕：“这老头简直就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懒得管你。”
又过了一段日子，一天，我回村里看望父母，意外得知“怪老头”被查出肺积水，住进了医院。对于这个谜一般的老人，我始终充满好奇，决定去医院一趟，看看能否来个谜底大揭晓。
到了医院，我看到“怪老头”侧躺在病床上，沉睡中，一双瘦骨嶙峋的手耷在床边，房间里弥漫了淡淡的蜡烛燃尽的感伤。一种微弱的生命气息，慢慢地，快要燃尽了，它的火苗越来越小，原本高挺的腰也渐渐弯下来，软塌塌地熔为一滩“白泥”。生命枯竭的静，比秋叶飘零要瘆人得多，我为自己找借口——向医生打听病情，忙不迭地退了出去。
医生说，老人已是肺癌晚期。我心里倏地升起一股浓郁的哀伤，就像为即将失去的老朋友感到深深的遗憾、惋惜，而后尾随查房医生再次走进病房。只想再多看他一眼，不为谜底。
“首长，我被包围了，向我开炮。”一走到病房门口，就听见里面嘶哑的、怪怪的声音。我推门进去，以为老头子醒了。
“连长牺牲了，战士们全牺牲了，请求支援。”
“报告首长，我突围了……”老头子居然没醒，突然说着一连串的梦话。
“他是你什么人？”老头的呓语激发了医生的好奇心，问我：“是位老兵吧？我看他昏迷时候老说这样的话。”
我把我所知道的信息如实地跟医生说了一下，医生暼了老头一眼，跟我一样好奇起来，似自言自语：“难怪，一个探病的人也没有。”他建议我去查查这老头的底细，准是个有故事的人。他说他也去找人帮忙打探一下。
后来，经过我们艰难地查询，“怪老头”的神秘身份终于曝光：老人叫张国富，十五岁参军，十六岁孤身活捉了国民党军队一名中将，后来还参加过众多重要战役，屡建奇功，被评为“特等功臣”，还接受过毛主席、周恩来、朱德等重要领导人物的亲切接见。新中国成立以后，张国富自动放弃政府为他安排的县机关领导岗位工作，化名张国福，到了需要工人的矿务局消防队干起了消防员。消防队解散后，自愿留在矿务局所属的火药厂当了二十多年的火药工，直到退休。
自这天起，各级各地来看望的人挤满了病房，也给了老人副师级待遇，而老人到去世，竟没提出过一个要求，只说了一句：“希望我们党和国家好。”
时至今日，关于“怪老头”的故事，村里已鲜有人再提起。
（作者系开州区作家协会会员）
“怪老头”走路姿势与村里人大不同，他走路的时候总是挺胸抬头，步伐稳健，胳膊还有规律地摆动。打他从眼前走过，我们一群小毛孩，就跟在后面有样学样。有一次，他突然回头，看见一群小毛孩在学他，吓得我们立即停下来。他冲我们一笑，挥手召唤我：“过来，小子，我教你。”
“才不要他教呢！”我连连后退，心虚地对小伙伴说：“我又不是‘怪老头’。”
第二天，我背着小伙伴，一个人偷偷溜进“怪老头”家。“怪老头”比我母亲还爱整洁，三间破旧的房子被收拾得井井有条、一尘不染，床上的被子叠得像豆腐，四四方方、棱角分明。
我进去的时候，“怪老头”正在码柴，那些从山上扛回来的粗壮树干被他劈成差不多大小的柴条，然后一一整齐地码放。他码好柴，从灶膛里掏出两个温热的烤山芋，递到我探出的小脑袋面前，原来他早就发现了我。闻见喷香的烤山芋，我馋着嘴，羞赧地接过它们，连声谢谢也没说，一溜烟地跑了。
晚饭时候，我在桌上讲起白天的事，被父亲训斥了一顿。父亲是村里少有的“略有见识”的人，他根据“怪老头”奇怪的走姿以及豆腐块的被子，推测出老人当过兵。然后一脸严肃地对我说：“对老兵要尊重，我当年就是在牛棚被一群当兵的人救了，没有我，就没有你。”
听了父亲的话，我遇见“怪老头”，总会毕恭毕敬地招呼一声“爷爷好”。他挥挥手，笑而不语。
不久，村里又有人议论“怪老头”是劳改重犯。我将信将疑，愣头青似的跑去问“怪老头”：“他们说你杀过人，做过劳改犯，是不是？”
“怪老头”脸色铁青，十分震惊地看着我，吓得我一阵哆嗦，噌地起身逃走了。
打那以后，我总是远远地躲着“怪老头”，有时眼看就要迎面碰上，立即调转头，生怕被他“灭”了。
寒来暑往，任凭村里人如何议论他，“怪老头”从不辩解，独来独往，自得其乐。每天天蒙蒙亮，“怪老头”照旧按时起床外出劳作，一年四季从未间断，俨然成了村里的“活钟表”。他在村北开了一片镐头地种植些蔬菜，闲暇的时候背起篓子四处去拾荒。
十几年过去，我这个村头的毛头小子也走上了三尺讲台，成了一名中学教师。想起当年我的幼稚行为只觉滑稽可笑，而“怪老头”的身份在我眼里，如同尼斯湖水怪一样，依然是未解之谜。我变着法子跟他套近乎：“老人家，您叫什么名字，过去是不是当过兵打过仗？”“怪老头”总是顾左右而言他，绝不接这话茬。
见八十几岁的老人还在种地、捡垃圾，我于心不忍，提出想帮他，一说起类似申请补贴的话，话还没说完，就被他一口拒绝：“走开，我不需要。”气得我心里直犯嘀咕：“这老头简直就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懒得管你。”
又过了一段日子，一天，我回村里看望父母，意外得知“怪老头”被查出肺积水，住进了医院。对于这个谜一般的老人，我始终充满好奇，决定去医院一趟，看看能否来个谜底大揭晓。
到了医院，我看到“怪老头”侧躺在病床上，沉睡中，一双瘦骨嶙峋的手耷在床边，房间里弥漫了淡淡的蜡烛燃尽的感伤。一种微弱的生命气息，慢慢地，快要燃尽了，它的火苗越来越小，原本高挺的腰也渐渐弯下来，软塌塌地熔为一滩“白泥”。生命枯竭的静，比秋叶飘零要瘆人得多，我为自己找借口——向医生打听病情，忙不迭地退了出去。
医生说，老人已是肺癌晚期。我心里倏地升起一股浓郁的哀伤，就像为即将失去的老朋友感到深深的遗憾、惋惜，而后尾随查房医生再次走进病房。只想再多看他一眼，不为谜底。
“首长，我被包围了，向我开炮。”一走到病房门口，就听见里面嘶哑的、怪怪的声音。我推门进去，以为老头子醒了。
“连长牺牲了，战士们全牺牲了，请求支援。”
“报告首长，我突围了……”老头子居然没醒，突然说着一连串的梦话。
“他是你什么人？”老头的呓语激发了医生的好奇心，问我：“是位老兵吧？我看他昏迷时候老说这样的话。”
我把我所知道的信息如实地跟医生说了一下，医生暼了老头一眼，跟我一样好奇起来，似自言自语：“难怪，一个探病的人也没有。”他建议我去查查这老头的底细，准是个有故事的人。他说他也去找人帮忙打探一下。
后来，经过我们艰难地查询，“怪老头”的神秘身份终于曝光：老人叫张国富，十五岁参军，十六岁孤身活捉了国民党军队一名中将，后来还参加过众多重要战役，屡建奇功，被评为“特等功臣”，还接受过毛主席、周恩来、朱德等重要领导人物的亲切接见。新中国成立以后，张国富自动放弃政府为他安排的县机关领导岗位工作，化名张国福，到了需要工人的矿务局消防队干起了消防员。消防队解散后，自愿留在矿务局所属的火药厂当了二十多年的火药工，直到退休。
自这天起，各级各地来看望的人挤满了病房，也给了老人副师级待遇，而老人到去世，竟没提出过一个要求，只说了一句：“希望我们党和国家好。”
时至今日，关于“怪老头”的故事，村里已鲜有人再提起。
（作者系开州区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