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赏百本好书
用文字还原真实的故乡
—— 万玛才旦小说集《乌金的牙齿》读后
■ 蒋登科
最近这些年，有人提出了“大文学”概念。所谓“大文学”，就是要在开阔的视野中理解文学，发掘文学在文学性之外的更多资源和价值。文学不只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文本及其相关的人物、故事，而是包括了作品中所涉及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现实等多个领域的话题，也涉及文学和其他艺术样式之间的融合、渗透，比如文学与电影、电视剧等的相互成就。在这方面，万玛才旦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他是作家、导演、编剧、翻译家，可以在这几个身份之间不断切换、相互影响，而且在他涉及的每个领域都取得了自己的成就，这就使他的作品拥有了跨文体的特征，也具有以“大文学”观念来打量的特殊质地。
就文学创作来看，万玛才旦是灵感型的写作者，按照他的说法，“一个短篇小说，最好三天内就完成。如果时间拖得越长，它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东西了。”甚至到了写剧本这个环节，他也不推崇反复打磨推敲剧本的做法。他认为倒不如多去看景，实地考察过了，剧本所缺乏的，现场所需要的灵感，自然就冒涌出来了。在他看来，作品是自然流淌出来的，或者是因为不经意间的某种触发而获得的，而不是冥思苦想出来的。2009年，他出版了藏文版小说集《诱惑》以及藏译汉的藏族民间文学经典《藏族：说不完的故事》，其后的十多年时间里又陆续出版了中文小说集《流浪歌手的梦》《嘛呢石，静静地敲》《撞死了一只羊》《塔洛》《乌金的牙齿》等，让人觉得他迎来了一个井喷式、爆发式的创作高潮期。关键是，在这个时期，他编剧、导演的电影作品不断问世，受到观众的喜爱，在国内外多次获奖。
《乌金的牙齿》于2019年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很快受到读者关注和好评。这部小说集中收录的一些作品在其他集子中已经出现过，甚至作为书名出现过，使这部作品具有了选集性质。在2020南方文学盛典上，万玛才旦因为这部小说集被授予“年度小说家”荣誉，评委会发布的颁奖词说：“万玛才旦的写作，植根于藏地的风土与传统。独特的生命体验和人类情感，被万玛才旦细心捕捉、悉心刻画，在貌似简淡无华的文笔中，种种微妙的情绪、宽和的心境、明澈的智慧均得以传达。在《乌金的牙齿》中，万玛才旦写出了藏地人们真实的生活状态和心灵状态，其中既有世俗生存的肌理，又有灵性信仰的气韵。在电影与小说间自如切换的他，成功地为摆荡在传统与现代间的人心定格。”可以看出，万玛才旦的小说立足乡土但又不拘泥于乡土，立足文化传统但又融合了现实变迁，在看似神秘的氛围中写出了情感和心灵的真实，在开阔的文化视野中打量民族的发展，也打量人们细腻的内心世界。
小说集收入13个短篇小说，这些作品的背景都是藏地历史、文化、现实，涉及多种多样的人物，比如嗜酒如命的酒鬼，恭敬虔诚的喇嘛，讳莫如深的屠夫与上师，执着于寻找自我身份的牧羊少年，站着打瞌睡的少女，等等。在我们看来，这些人物及其故事都具有特殊的魔幻性，但在作家那里，其实就是他所体验的生活日常。神秘的藏地文化的介入，使这些人物、故事都具有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为藏地之外的读者提供了了解藏地文化的有效方式。值得我们留意的是，作家的创作不是为了配合、迁就读者的猎奇心理，而是要真正揭示他熟悉的藏地文化和现实，还原真实的故乡，尤其是将曾经相对封闭的藏地生活与开放的现代社会有效结合起来，挖掘现代文明语境之下的传统文化及其变迁。
万玛才旦的小说特别善于抓住生活中的一些细节，按照他所理解的生活成篇，勾勒出人物的生活和心灵轨迹，揭示家乡历史、文化的丰富与多元，传承与变化。他的作品没有大段的说教，没有先入为主的理念，而是顺着生命的成长展开，景与人融合无间，情与理相得益彰。在《站着打瞌睡的女孩》中，女孩具有一种特殊的本事，她可以站着打瞌睡，但是，她因受到要挟而嫁给了她并不爱的人，生活、人生从此发生了改变。这个失去爱情的女孩，也慢慢失去了可以“站着打瞌睡”的本领，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女孩，让人体味作品背后的人生逻辑：现实的生活使我们失去了本已拥有的天赋，人生也因此被磨平。《塔洛》的故事也很新奇，牧羊人塔洛去城里办身份证，但这次经历了却改变了他的人生，他遇见了短暂而虚假的爱情，最后导致人财两空。作品中的“身份证”其实很平常，却具有象征意味，将藏地文化、生活和现代社会融合在一起。万玛才旦将这篇作品自编自导成电影《塔洛》，2017年获得金鸡奖最佳中小成本故事片奖。在藏地，牛羊是很常见的家畜，在《撞死了一只羊》中，身为货车司机的“我”，不小心撞死了一只羊。因为自己的失误导致了一条生命的逝去，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压力，于是“我”决定要找人来超度这只羊。这体现了作者对生命的尊重，同时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救赎，揭示了藏地文化的深刻内蕴。由万玛才旦自编自导的电影《撞死了一只羊》2018年获得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最佳剧本奖。小说与电影之间的转换是需要文本基础的，电影人创作小说可能也带着电影人的独特思维，因此万玛才旦的小说才具有了情节不断跳跃、单纯而又丰富的文本特点。
在创作中，万玛才旦基本上不会先布局整篇作品，而是因为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个形象，甚至是一个形象的片段，比如发型、笑容或者一句话，就产生了创作的灵感，并在这种灵感的驱动之下开始创作。“塔洛平常都扎着根小辫子，那根小辫子总是在他的后脑勺上晃来晃去的，很扎眼。”这是小说《塔洛》的开篇。事实上，作家脑子里最早跳出来的可能就是这样一个形象，而且他也喜欢上了这样的形象，因为它是独特的，能够激发作家对生活的认知。于是，他围绕这个形象开始塑造他所理解的人物。在文学创作中，灵感是很重要的，可以诱发作家的创作欲望。不过，我们或许应该这样理解万玛才旦的灵感：一方面，它是作家对自己的家乡、自己的民族进行了切身体验之后的艺术发现;另一方面，触动作家灵魂的形象又进一步调动了作家的人生积累，包含着作家对家乡的了解和理解，对民族文化及其变迁的感悟，他可以由此通过文字的方式调动自己的生活积累、自由想象，并建构出他所理解的真实的家乡和乡亲。
万玛才旦说：“小说对我而言，更像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事，就像吃饭和睡觉那样自然。小说写出来了，就完成了表达，它带给我轻松和愉悦，这也是我一直坚持小说创作的原因。”对于读者来说，跟随作家创作的故事，出入于神秘但又真实的生活，感受作家情感的起伏变化，由此获得一份遥远而真实、独特的生命体验，其实也是一种“轻松和愉悦”。
讲述地方风情的故事高手
——王雨小说集《十八梯》读后
■王本朝
王雨的中短篇小说集《十八梯》刚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即引起读者关注和评论界好评。我在时断时续的阅读之后，也有意外的发现。之所以说“意外”，是因为过去在读他的长篇小说时，总被小说叙述的繁复“历史”和陌生“事实”所牵引和控制，感觉有些受拖累，读《十八梯》却有豁然开朗之感，觉得它既亲近又清爽。这种感觉主要来自小说中无处不在的地方风情，来自作者的叙事本色和不忍之心。由此，我认为王雨是重庆地方风情的体验者和发现者，也是讲述重庆地方风情的故事高手。
中短篇小说不同于长篇小说，讲述故事不宜平铺直叙，需要制造悬念。《十八梯》开篇就说：“明月在十八梯失踪了，我和葛勇都好心焦……连接重庆母城上下半城远不止于十八级梯坎，它上顶天下立地，古老的泛着幽光的青石板梯坎被踩得变了形，无声地承受着我的脚步，保守着我的秘密。”一个人“失踪”了，一个地方又藏着“我的秘密”。于是，小说就在一个富有地方风情的重庆展开，汇聚着“历史变幻”“爱情忧伤”和“文化保护”等多重意蕴。
王雨讲故事，有时也不免过于冗长，因为他太执念笔下的风物和历史，并且那么健谈和仁慈；有时也过于心急，喜欢站出来发表议论。不过，他笔下的故事却极富地方性和原生态，好读，有趣，有味。我说王雨是小说故事高手，主要是他写小说，贴着故事写，不玩花样，不求异形，采用暗劲儿，让故事自然生长，又峰回路转。
王雨善于讲故事，抓住了小说命脉，写自己熟悉的故事，因为他有生活，有见识，有真情，还有说故事的本领，这样，他的小说就变得鲜活而灵动起来了。他笔下的故事多来自他脚下的这片土地，来自他的从医生涯和生活感受，带有鲜明的地方风情和个人色彩。王雨的职业是医生，是超声医学专家。在某种程度上，小说也是他对社会人生的透视和造影。小说和超声之间有相似之处，尤其是在探索生命暗影和人性错愕并借此推进诊断治疗和情节上，不无暗合之处。
王雨小说的地方性，在于独特的自然风貌，在于率真朴直的人性，在于厚实的重庆文化。《十八梯》将历史变迁、城市景观与爱情悲欢浇筑在一起，作为城市根脉的十八梯，因势而建，房屋重叠，商铺云集。十八梯连接重庆母城上下半城，有十八层平台的陡峭石梯。十八梯“七街六巷”铺展开重庆人的日常生活，“路道两边摆满了凉椅凉席凉板，坐着躺着乘凉的男女老少。”《江水悠悠》主要写江竹君如何从事隐秘的地下工作，危机四伏，惊险曲折。作者写的虽是隐秘战线，也不忘重庆的自然山水，写到了海棠溪、十八梯、黄葛垭、磁器口、万州码头等地方景观。《回头者》交织着爱情、战争和政治。时时着墨地方风景，如长江的雄浑奔放，嘉陵江的温丽清幽，道路的曲径蜿蜒，房屋的鳞次栉比，黄葛古道的幽静等等。地方风情参与了故事情节的转换，支撑着人物刻画，生成为小说的山水诗和风俗画。
王雨熟悉重庆风物，深谙人情世故，特别善于发现社会人生种种“幸运”之事，如无法预料的意外、失而复得的惊喜、久别重逢的团圆。他的小说有一种让善良和爱心充满人间的美好诉求。他不愤激厌世，也不沉湎怀旧，对遭遇生活不顺者都施与普遍的关爱和理解，对爱情的温馨和浪漫更是寄予深情的祝福，这足以证明王雨有着一颗大爱之心，对物亲近，待人包容，处事乐观。
小说集《十八梯》中的多篇作品都能印证他的善良认知和温爱之情。
《产房》没有回避现实矛盾，故事最终走向圆满结局。《桂阿姨》更像一首母爱的颂歌，写人之伦理亲情超越了血缘之爱，更在爱情婚姻之上。《生死不离》写了生死，落脚点在“不离”。《丹顶鹤》则是一篇极具想象力的小说，近似童话故事，作品以拟人化口吻书写丹顶鹤美丽而浪漫的生活。
小说集《十八梯》带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不做高深之论，不求晦涩难懂，也不嬉笑怒骂，而是立于重庆本土，为重庆人物立传，为重庆历史画像，描摹一方风物，呈现一片文学风景。
中短篇小说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有些寂寞而边缘化的文体。长篇小说依靠它的叙事长度，可以充分展示作家的叙事功夫。短篇小说没有时间上的宽裕，也缺少空间上的铺张，它更需要作家生活经验的鲜活，结构设计的谨严和语言表达的智性。因此，中短篇小说写作，它讲故事的方法、情节悬念的制造、语言传达的精致和精到，都关系到小说的底蕴和品质。王雨的《十八梯》以叙述的从容和故事的绚烂，在平实和抒情的世界里闪耀着地方风情的光泽，于无声处隐含着作者的深情眷恋和美好向往，可谓不媚俗、不轻浮、不虚妄的扎实之作。
藏书过多占用生活空间，老人担心去世后藏书被当废品卖掉……
我的藏书何处安放
5月初的一天下午，九龙坡区西彭镇西园路，91岁的集思书店店主周汝彬时而读书，时而抬头望望街上的行人。这间书店，他已经营了30多年，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他时常为书店和家中藏书的归宿感到忧虑。
中国人素有爱书、藏书的传统。在重庆，像周汝彬一样，拥有成千上万册藏书的市民不在少数。刚刚过去的重庆市全民读书月里，很多读书人、藏书者有机会聚在一起交流，随着藏书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是活动空间愈加局促、寻书不易等问题。他们不免心生忧虑：我的藏书何处安放？
困惑
家庭藏书安置费心思
走进集思书店店内，三面墙壁和中心位置的书柜中，整齐地摆放着图书，以中外名著为主。周汝彬说，30多年来，集思书店从人潮涌动走向门可罗雀，从去年开始，书店就几乎不进书了。在看似清闲的晚年时光里，周汝彬不时会为如何安置满屋的书而发愁，好像送都送不出去。还有一些老人也担心，自己辛苦收藏的书籍，将来会成为子女的累赘，甚至被当作废品卖掉。
四川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教授朱周斌、作家贺彬也为藏书过多而困扰。
朱周斌说，他有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房子，前些年用于出租，后来随着藏书增多，他索性把这套房子专门用于放书。但随着藏书量的增长，“藏书房”也开始装不下了。
贺彬则坦言，他买书总是很“冲动”：“现在起码有六七千本了。”他笑称，有时，他特别想读某位作家的书，就免不了要翻箱倒柜，一找就是半天。
中国人素有“敬惜字纸”的观念，因此，类似情况不是个案。重庆日报记者近日采访了20位爱书人，年龄段从20多岁到90多岁，有学生、教授、作家、编辑、文博专家等。其中，家庭藏书上千册的共13人，大都曾经或正在为安置图书费尽心思。有人把主卧改成书房，有人把书放在收纳箱推到床下，甚至还有人把书堆在过道。
不少藏书人都在思考，如何妥善安放苦心积累的藏书，甚至让蒙尘的书焕发活力呢？
出招
民营书店努力盘活旧书
初夏的暖阳中，渝中区山城巷游人如织。山城·时光里图书馆内，图书管理员熊铮正在整理共享书架的图书。“这是‘胖老板’的创意。你看，捐书的有90多岁的老人，有上了年纪的工人，还有10来岁的孩子。”熊铮在介绍时很是骄傲。
“胖老板”是时光里书店、时光里图书馆创始人李柯成。去年4月，他在时光里图书馆开设共享书架，专门用于陈设读者捐赠的书。一年来，共享书架已安放4000多册图书，其中包含周汝彬捐赠的“中国文学大师经典文库”系列图书、重庆籍著名导演张一白捐赠的568册图书。
“一些老人去世后，有些子女就把老人的藏书连同旧家具直接丢给废品站。”李柯成说，给书找个安稳的家，正是他开设共享书架的初衷。在采访中记者得知，一些专营旧书的书店，也在竭力收集、修复珍贵的旧书。
最近，喜马拉雅艺术书店创始人刘景活正在整理法学家田平安、昆虫学家蒋书楠的藏书。两位先生去世后，他们的家人将其毕生藏书捐赠给了书店。刘景活说，16年来，他的书店已积累了数十万册藏书，大部分来源于读者捐赠或遗赠，还有不少是从废品站“抢”回来的。含章书局主理人韩旭酷爱逛旧书店，20年来他辗转昆明、北京、贵阳多地旧书店，花费上百万元，淘回一批批珍贵旧书。
这些民营书店的努力，对挽救、盘活旧书起到了一定作用。可浩如烟海的私人藏书仍然还有很多或被束之高阁，或沦为废品。
建议
轻装上阵，学会断舍离
其实，不少人已经萌发了让书流动起来、和亲朋分享好书的想法。
贺彬就在想办法让藏书流转起来。“我有一个写作的朋友，藏书控制在3000本左右。如果买了一本新书就一定要淘汰一本旧书，也就是保持轻装上阵，学会断舍离。”贺彬说，朋友的做法给了他很大启发，一些读了以后不想再读的书，或者重复的书，他也会和朋友分享。
多位采访对象表示，随着阅读方式的改变，他们逐渐偏向购买电子书。“在藏书空间有限的情况下，爱书人可以选购电子书，满足自己的阅读需求。如果需要阅读纸质书，可以到图书馆借阅。”重庆图书馆采访编目中心主任宋微建议，在确定购买图书之前，爱书人可到图书馆、书店进行试读。
此外，爱书人还可以加强图书整理，合理利用空间。对于有价值但自己暂不需要的图书，可以通过捐赠、与其他藏书人互换、网络漂书等方式让图书流动起来。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重庆不少老专家、老教授已将藏书捐给图书馆或高校。如，考古学家陈丽琼向南通大学捐赠了2000余册历史考古类书籍，涪陵区九旬老人杨非将毕生藏书捐给涪陵区图书馆等。宋微建议：“老人的藏书可以优先捐赠给重庆图书馆或区县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具备完善的捐赠流程和良好的藏书保存条件，可以让藏书在更大的平台上发挥作用。”
还有市民呼吁，私人藏书可以捐赠给街道社区文化服务中心图书室或是物管办公室、小区图书室。
（重庆日报记者 赵迎昭）
《老子真诠》
花15年研究《道德经》文本
《老子》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经典之一，其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不仅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如何推动这一优秀文化成果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题中之义。作者李湃清花了15年时间研究近500本《道德经》文本，包括普世本和四大古本，以及私家传承从未流布于世的秘本，最终经过综合校正勘定，完成了这本《老子真诠》（重庆出版集团出版）。其勘定的《老子》原文共5507字，其中德经3074字、道经2433字。该书的出版不仅是对老子思想的一次深入探索，更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次弘扬。
（重庆日报记者 韩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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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重庆日报》）
—— 万玛才旦小说集《乌金的牙齿》读后
■ 蒋登科
最近这些年，有人提出了“大文学”概念。所谓“大文学”，就是要在开阔的视野中理解文学，发掘文学在文学性之外的更多资源和价值。文学不只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文本及其相关的人物、故事，而是包括了作品中所涉及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现实等多个领域的话题，也涉及文学和其他艺术样式之间的融合、渗透，比如文学与电影、电视剧等的相互成就。在这方面，万玛才旦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他是作家、导演、编剧、翻译家，可以在这几个身份之间不断切换、相互影响，而且在他涉及的每个领域都取得了自己的成就，这就使他的作品拥有了跨文体的特征，也具有以“大文学”观念来打量的特殊质地。
就文学创作来看，万玛才旦是灵感型的写作者，按照他的说法，“一个短篇小说，最好三天内就完成。如果时间拖得越长，它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东西了。”甚至到了写剧本这个环节，他也不推崇反复打磨推敲剧本的做法。他认为倒不如多去看景，实地考察过了，剧本所缺乏的，现场所需要的灵感，自然就冒涌出来了。在他看来，作品是自然流淌出来的，或者是因为不经意间的某种触发而获得的，而不是冥思苦想出来的。2009年，他出版了藏文版小说集《诱惑》以及藏译汉的藏族民间文学经典《藏族：说不完的故事》，其后的十多年时间里又陆续出版了中文小说集《流浪歌手的梦》《嘛呢石，静静地敲》《撞死了一只羊》《塔洛》《乌金的牙齿》等，让人觉得他迎来了一个井喷式、爆发式的创作高潮期。关键是，在这个时期，他编剧、导演的电影作品不断问世，受到观众的喜爱，在国内外多次获奖。
《乌金的牙齿》于2019年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很快受到读者关注和好评。这部小说集中收录的一些作品在其他集子中已经出现过，甚至作为书名出现过，使这部作品具有了选集性质。在2020南方文学盛典上，万玛才旦因为这部小说集被授予“年度小说家”荣誉，评委会发布的颁奖词说：“万玛才旦的写作，植根于藏地的风土与传统。独特的生命体验和人类情感，被万玛才旦细心捕捉、悉心刻画，在貌似简淡无华的文笔中，种种微妙的情绪、宽和的心境、明澈的智慧均得以传达。在《乌金的牙齿》中，万玛才旦写出了藏地人们真实的生活状态和心灵状态，其中既有世俗生存的肌理，又有灵性信仰的气韵。在电影与小说间自如切换的他，成功地为摆荡在传统与现代间的人心定格。”可以看出，万玛才旦的小说立足乡土但又不拘泥于乡土，立足文化传统但又融合了现实变迁，在看似神秘的氛围中写出了情感和心灵的真实，在开阔的文化视野中打量民族的发展，也打量人们细腻的内心世界。
小说集收入13个短篇小说，这些作品的背景都是藏地历史、文化、现实，涉及多种多样的人物，比如嗜酒如命的酒鬼，恭敬虔诚的喇嘛，讳莫如深的屠夫与上师，执着于寻找自我身份的牧羊少年，站着打瞌睡的少女，等等。在我们看来，这些人物及其故事都具有特殊的魔幻性，但在作家那里，其实就是他所体验的生活日常。神秘的藏地文化的介入，使这些人物、故事都具有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为藏地之外的读者提供了了解藏地文化的有效方式。值得我们留意的是，作家的创作不是为了配合、迁就读者的猎奇心理，而是要真正揭示他熟悉的藏地文化和现实，还原真实的故乡，尤其是将曾经相对封闭的藏地生活与开放的现代社会有效结合起来，挖掘现代文明语境之下的传统文化及其变迁。
万玛才旦的小说特别善于抓住生活中的一些细节，按照他所理解的生活成篇，勾勒出人物的生活和心灵轨迹，揭示家乡历史、文化的丰富与多元，传承与变化。他的作品没有大段的说教，没有先入为主的理念，而是顺着生命的成长展开，景与人融合无间，情与理相得益彰。在《站着打瞌睡的女孩》中，女孩具有一种特殊的本事，她可以站着打瞌睡，但是，她因受到要挟而嫁给了她并不爱的人，生活、人生从此发生了改变。这个失去爱情的女孩，也慢慢失去了可以“站着打瞌睡”的本领，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女孩，让人体味作品背后的人生逻辑：现实的生活使我们失去了本已拥有的天赋，人生也因此被磨平。《塔洛》的故事也很新奇，牧羊人塔洛去城里办身份证，但这次经历了却改变了他的人生，他遇见了短暂而虚假的爱情，最后导致人财两空。作品中的“身份证”其实很平常，却具有象征意味，将藏地文化、生活和现代社会融合在一起。万玛才旦将这篇作品自编自导成电影《塔洛》，2017年获得金鸡奖最佳中小成本故事片奖。在藏地，牛羊是很常见的家畜，在《撞死了一只羊》中，身为货车司机的“我”，不小心撞死了一只羊。因为自己的失误导致了一条生命的逝去，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压力，于是“我”决定要找人来超度这只羊。这体现了作者对生命的尊重，同时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救赎，揭示了藏地文化的深刻内蕴。由万玛才旦自编自导的电影《撞死了一只羊》2018年获得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最佳剧本奖。小说与电影之间的转换是需要文本基础的，电影人创作小说可能也带着电影人的独特思维，因此万玛才旦的小说才具有了情节不断跳跃、单纯而又丰富的文本特点。
在创作中，万玛才旦基本上不会先布局整篇作品，而是因为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个形象，甚至是一个形象的片段，比如发型、笑容或者一句话，就产生了创作的灵感，并在这种灵感的驱动之下开始创作。“塔洛平常都扎着根小辫子，那根小辫子总是在他的后脑勺上晃来晃去的，很扎眼。”这是小说《塔洛》的开篇。事实上，作家脑子里最早跳出来的可能就是这样一个形象，而且他也喜欢上了这样的形象，因为它是独特的，能够激发作家对生活的认知。于是，他围绕这个形象开始塑造他所理解的人物。在文学创作中，灵感是很重要的，可以诱发作家的创作欲望。不过，我们或许应该这样理解万玛才旦的灵感：一方面，它是作家对自己的家乡、自己的民族进行了切身体验之后的艺术发现;另一方面，触动作家灵魂的形象又进一步调动了作家的人生积累，包含着作家对家乡的了解和理解，对民族文化及其变迁的感悟，他可以由此通过文字的方式调动自己的生活积累、自由想象，并建构出他所理解的真实的家乡和乡亲。
万玛才旦说：“小说对我而言，更像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事，就像吃饭和睡觉那样自然。小说写出来了，就完成了表达，它带给我轻松和愉悦，这也是我一直坚持小说创作的原因。”对于读者来说，跟随作家创作的故事，出入于神秘但又真实的生活，感受作家情感的起伏变化，由此获得一份遥远而真实、独特的生命体验，其实也是一种“轻松和愉悦”。
讲述地方风情的故事高手
——王雨小说集《十八梯》读后
■王本朝
王雨的中短篇小说集《十八梯》刚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即引起读者关注和评论界好评。我在时断时续的阅读之后，也有意外的发现。之所以说“意外”，是因为过去在读他的长篇小说时，总被小说叙述的繁复“历史”和陌生“事实”所牵引和控制，感觉有些受拖累，读《十八梯》却有豁然开朗之感，觉得它既亲近又清爽。这种感觉主要来自小说中无处不在的地方风情，来自作者的叙事本色和不忍之心。由此，我认为王雨是重庆地方风情的体验者和发现者，也是讲述重庆地方风情的故事高手。
中短篇小说不同于长篇小说，讲述故事不宜平铺直叙，需要制造悬念。《十八梯》开篇就说：“明月在十八梯失踪了，我和葛勇都好心焦……连接重庆母城上下半城远不止于十八级梯坎，它上顶天下立地，古老的泛着幽光的青石板梯坎被踩得变了形，无声地承受着我的脚步，保守着我的秘密。”一个人“失踪”了，一个地方又藏着“我的秘密”。于是，小说就在一个富有地方风情的重庆展开，汇聚着“历史变幻”“爱情忧伤”和“文化保护”等多重意蕴。
王雨讲故事，有时也不免过于冗长，因为他太执念笔下的风物和历史，并且那么健谈和仁慈；有时也过于心急，喜欢站出来发表议论。不过，他笔下的故事却极富地方性和原生态，好读，有趣，有味。我说王雨是小说故事高手，主要是他写小说，贴着故事写，不玩花样，不求异形，采用暗劲儿，让故事自然生长，又峰回路转。
王雨善于讲故事，抓住了小说命脉，写自己熟悉的故事，因为他有生活，有见识，有真情，还有说故事的本领，这样，他的小说就变得鲜活而灵动起来了。他笔下的故事多来自他脚下的这片土地，来自他的从医生涯和生活感受，带有鲜明的地方风情和个人色彩。王雨的职业是医生，是超声医学专家。在某种程度上，小说也是他对社会人生的透视和造影。小说和超声之间有相似之处，尤其是在探索生命暗影和人性错愕并借此推进诊断治疗和情节上，不无暗合之处。
王雨小说的地方性，在于独特的自然风貌，在于率真朴直的人性，在于厚实的重庆文化。《十八梯》将历史变迁、城市景观与爱情悲欢浇筑在一起，作为城市根脉的十八梯，因势而建，房屋重叠，商铺云集。十八梯连接重庆母城上下半城，有十八层平台的陡峭石梯。十八梯“七街六巷”铺展开重庆人的日常生活，“路道两边摆满了凉椅凉席凉板，坐着躺着乘凉的男女老少。”《江水悠悠》主要写江竹君如何从事隐秘的地下工作，危机四伏，惊险曲折。作者写的虽是隐秘战线，也不忘重庆的自然山水，写到了海棠溪、十八梯、黄葛垭、磁器口、万州码头等地方景观。《回头者》交织着爱情、战争和政治。时时着墨地方风景，如长江的雄浑奔放，嘉陵江的温丽清幽，道路的曲径蜿蜒，房屋的鳞次栉比，黄葛古道的幽静等等。地方风情参与了故事情节的转换，支撑着人物刻画，生成为小说的山水诗和风俗画。
王雨熟悉重庆风物，深谙人情世故，特别善于发现社会人生种种“幸运”之事，如无法预料的意外、失而复得的惊喜、久别重逢的团圆。他的小说有一种让善良和爱心充满人间的美好诉求。他不愤激厌世，也不沉湎怀旧，对遭遇生活不顺者都施与普遍的关爱和理解，对爱情的温馨和浪漫更是寄予深情的祝福，这足以证明王雨有着一颗大爱之心，对物亲近，待人包容，处事乐观。
小说集《十八梯》中的多篇作品都能印证他的善良认知和温爱之情。
《产房》没有回避现实矛盾，故事最终走向圆满结局。《桂阿姨》更像一首母爱的颂歌，写人之伦理亲情超越了血缘之爱，更在爱情婚姻之上。《生死不离》写了生死，落脚点在“不离”。《丹顶鹤》则是一篇极具想象力的小说，近似童话故事，作品以拟人化口吻书写丹顶鹤美丽而浪漫的生活。
小说集《十八梯》带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不做高深之论，不求晦涩难懂，也不嬉笑怒骂，而是立于重庆本土，为重庆人物立传，为重庆历史画像，描摹一方风物，呈现一片文学风景。
中短篇小说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有些寂寞而边缘化的文体。长篇小说依靠它的叙事长度，可以充分展示作家的叙事功夫。短篇小说没有时间上的宽裕，也缺少空间上的铺张，它更需要作家生活经验的鲜活，结构设计的谨严和语言表达的智性。因此，中短篇小说写作，它讲故事的方法、情节悬念的制造、语言传达的精致和精到，都关系到小说的底蕴和品质。王雨的《十八梯》以叙述的从容和故事的绚烂，在平实和抒情的世界里闪耀着地方风情的光泽，于无声处隐含着作者的深情眷恋和美好向往，可谓不媚俗、不轻浮、不虚妄的扎实之作。
藏书过多占用生活空间，老人担心去世后藏书被当废品卖掉……
我的藏书何处安放
5月初的一天下午，九龙坡区西彭镇西园路，91岁的集思书店店主周汝彬时而读书，时而抬头望望街上的行人。这间书店，他已经营了30多年，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他时常为书店和家中藏书的归宿感到忧虑。
中国人素有爱书、藏书的传统。在重庆，像周汝彬一样，拥有成千上万册藏书的市民不在少数。刚刚过去的重庆市全民读书月里，很多读书人、藏书者有机会聚在一起交流，随着藏书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是活动空间愈加局促、寻书不易等问题。他们不免心生忧虑：我的藏书何处安放？
困惑
家庭藏书安置费心思
走进集思书店店内，三面墙壁和中心位置的书柜中，整齐地摆放着图书，以中外名著为主。周汝彬说，30多年来，集思书店从人潮涌动走向门可罗雀，从去年开始，书店就几乎不进书了。在看似清闲的晚年时光里，周汝彬不时会为如何安置满屋的书而发愁，好像送都送不出去。还有一些老人也担心，自己辛苦收藏的书籍，将来会成为子女的累赘，甚至被当作废品卖掉。
四川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教授朱周斌、作家贺彬也为藏书过多而困扰。
朱周斌说，他有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房子，前些年用于出租，后来随着藏书增多，他索性把这套房子专门用于放书。但随着藏书量的增长，“藏书房”也开始装不下了。
贺彬则坦言，他买书总是很“冲动”：“现在起码有六七千本了。”他笑称，有时，他特别想读某位作家的书，就免不了要翻箱倒柜，一找就是半天。
中国人素有“敬惜字纸”的观念，因此，类似情况不是个案。重庆日报记者近日采访了20位爱书人，年龄段从20多岁到90多岁，有学生、教授、作家、编辑、文博专家等。其中，家庭藏书上千册的共13人，大都曾经或正在为安置图书费尽心思。有人把主卧改成书房，有人把书放在收纳箱推到床下，甚至还有人把书堆在过道。
不少藏书人都在思考，如何妥善安放苦心积累的藏书，甚至让蒙尘的书焕发活力呢？
出招
民营书店努力盘活旧书
初夏的暖阳中，渝中区山城巷游人如织。山城·时光里图书馆内，图书管理员熊铮正在整理共享书架的图书。“这是‘胖老板’的创意。你看，捐书的有90多岁的老人，有上了年纪的工人，还有10来岁的孩子。”熊铮在介绍时很是骄傲。
“胖老板”是时光里书店、时光里图书馆创始人李柯成。去年4月，他在时光里图书馆开设共享书架，专门用于陈设读者捐赠的书。一年来，共享书架已安放4000多册图书，其中包含周汝彬捐赠的“中国文学大师经典文库”系列图书、重庆籍著名导演张一白捐赠的568册图书。
“一些老人去世后，有些子女就把老人的藏书连同旧家具直接丢给废品站。”李柯成说，给书找个安稳的家，正是他开设共享书架的初衷。在采访中记者得知，一些专营旧书的书店，也在竭力收集、修复珍贵的旧书。
最近，喜马拉雅艺术书店创始人刘景活正在整理法学家田平安、昆虫学家蒋书楠的藏书。两位先生去世后，他们的家人将其毕生藏书捐赠给了书店。刘景活说，16年来，他的书店已积累了数十万册藏书，大部分来源于读者捐赠或遗赠，还有不少是从废品站“抢”回来的。含章书局主理人韩旭酷爱逛旧书店，20年来他辗转昆明、北京、贵阳多地旧书店，花费上百万元，淘回一批批珍贵旧书。
这些民营书店的努力，对挽救、盘活旧书起到了一定作用。可浩如烟海的私人藏书仍然还有很多或被束之高阁，或沦为废品。
建议
轻装上阵，学会断舍离
其实，不少人已经萌发了让书流动起来、和亲朋分享好书的想法。
贺彬就在想办法让藏书流转起来。“我有一个写作的朋友，藏书控制在3000本左右。如果买了一本新书就一定要淘汰一本旧书，也就是保持轻装上阵，学会断舍离。”贺彬说，朋友的做法给了他很大启发，一些读了以后不想再读的书，或者重复的书，他也会和朋友分享。
多位采访对象表示，随着阅读方式的改变，他们逐渐偏向购买电子书。“在藏书空间有限的情况下，爱书人可以选购电子书，满足自己的阅读需求。如果需要阅读纸质书，可以到图书馆借阅。”重庆图书馆采访编目中心主任宋微建议，在确定购买图书之前，爱书人可到图书馆、书店进行试读。
此外，爱书人还可以加强图书整理，合理利用空间。对于有价值但自己暂不需要的图书，可以通过捐赠、与其他藏书人互换、网络漂书等方式让图书流动起来。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重庆不少老专家、老教授已将藏书捐给图书馆或高校。如，考古学家陈丽琼向南通大学捐赠了2000余册历史考古类书籍，涪陵区九旬老人杨非将毕生藏书捐给涪陵区图书馆等。宋微建议：“老人的藏书可以优先捐赠给重庆图书馆或区县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具备完善的捐赠流程和良好的藏书保存条件，可以让藏书在更大的平台上发挥作用。”
还有市民呼吁，私人藏书可以捐赠给街道社区文化服务中心图书室或是物管办公室、小区图书室。
（重庆日报记者 赵迎昭）
《老子真诠》
花15年研究《道德经》文本
《老子》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经典之一，其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不仅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如何推动这一优秀文化成果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题中之义。作者李湃清花了15年时间研究近500本《道德经》文本，包括普世本和四大古本，以及私家传承从未流布于世的秘本，最终经过综合校正勘定，完成了这本《老子真诠》（重庆出版集团出版）。其勘定的《老子》原文共5507字，其中德经3074字、道经2433字。该书的出版不仅是对老子思想的一次深入探索，更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次弘扬。
（重庆日报记者 韩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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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重庆日报》）